大饥荒(建国后)


 

 
新中国成立后,大饥荒发生的三年时间里,死多少人?
(1959—1961)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4319万人,其中农民4030万人。(《文汇读书周报》2005、2、27及《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写道: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中共领导层知道瞒报是存在的,却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
 
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湖北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河南省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关于这点,令国人寒心。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