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版图上的江南历来被人们视为古人的风情与优雅之地。江南之地的茶舍、食肆、客栈乃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文人骚客的身影，他们或吟诗作赋，或坐而论道，或狎妓放歌，或游玩作乐，或呼朋唤友，或挥毫泼墨，不一而足矣！江南的风情与优雅之地又以秦淮河畔为盛，此处乃商贾、文人骚客、艺妓、纨绔子弟频繁出没之地。秦淮河畔最负盛名的江南艺妓当推薛涛，苏小小次之，杜十娘更次之，其他小有名气的艺妓也身手不凡，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更有甚者，对某种文艺技能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追求，以至于独创成举世无双的一门绝活，观其艺者莫不惊叹不已！

   江南名妓薛涛（唐朝人）便是她们的杰出代表之一，她的才华与灵性得到了唐朝很多朝廷重臣的欣赏与推崇，被当时的文人冠以“扫眉才子”之称，以示其才华可与须眉中的精英平起平坐。各位看官要知道，这在绝对男权的古代社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了！宋朝婉约派词人的领军人物之一易安居士李清照是这些才女中的特例了，唯独她不是以艺妓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卓越才情，而是以女词人的面目示人，并且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句，如“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仅此一句就彰显了李清照的绝世才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女性解放史的一个奇迹。即使是出生在名满天下的苏家（苏洵、苏轼、苏辙）的宝贝才女苏小妹的文学成就，也不能与李清照比肩而行，以苏家当时的政治地位与才情来说，可谓绝无仅有，更何况其他才女？若苏家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名声要为这位宝贝才女造势的话，那么她应该会是一位更加红极一时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一来表明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结构，才情的传播效应并不能通过媒介放大，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口授相传，另一方面，也表明苏家并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徒，有自己的原则和风格。这一点，在很多古代的文人身上都体现出了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傲骨与风采，这对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尤为值得尊敬！如此说来，李清照以女流之辈却能够在宋朝众多优异的男词作家中脱颖而出就是一个异数了。但有一点，我们也不能不感到很惊讶，即使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那些文人骚客也不吝对有非凡才情的女性大加赞美，甚至为其立碑或者建墓纪念，薛涛墓便是西子湖畔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凡到西湖游览的游客，慕名前往薛涛墓凭吊的人络绎不绝，以此重温这位曾经名震一方的江南名妓的人生轨迹，足见人们对于那种罕见才情的仰慕与珍惜了。这在古代那个具有一定才情的艺妓群体里，享此殊荣的唯薛涛是也！

   江南秦淮河畔不仅是艺妓们献艺的风水宝地，也是文人骚客寻求文学灵感的重镇。很多千年不绝的名句就是在秦淮河畔诞生的，比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等。最能体现艺妓与文人骚客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的代表人物非唐朝诗人杜牧莫属！杜牧的很多诗句来自于他在狎妓时的灵感，他用他那细腻与敏感的感情扑捉男欢女爱之间的缠绵与温存，再加上他高超的文学才情，倾泻出来的便是吟咏不绝的名句了。除了杜牧有过狎妓的经历，像李白、白居易、元稹、苏轼等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都曾有过狎妓，他们一是希冀从这些具有才情的妓女身上寻找知音，二是希望从她们那里满足自己无法在妻妾身上得到的情爱慰籍，三是当时人们对文人狎妓的行为是相当宽容的。由此可见，古代人在对待情爱上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而且是以儒雅的形式去放纵那种沉淀在人性当中的欲望与情感。这也便是古人常说的“风、花、雪、月”了。

   除了一些诗人常问于青楼之间，有时连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也偶寻于坊间章台，宋朝的宋徽宗便是其中的一位了。宋徽宗酷爱书画与诗词，书画水平堪称一流，他的书画真迹迄今为止还陈放在北京文物博物馆里面，诗词方面的造诣就逊色多了，能够流传千古的诗句几近于无，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有情趣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兼具诗人的性情与书画家的奔放，所以他能放下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身份包袱，跑来坊间寻花问柳，不问后果。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古代的文人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他具备文人的特质，就可能以“发乎情、问之爱、流于心”的状态冲破世俗的阻力，一心问津于男女之情，可谓之“爱美人不爱江山”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唐后主李煜虽是位亡国之君，但他对诗词的痴迷几近癫狂，其诗词成就历来被后人所敬佩。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之前多为男怨女恨之词，自从他经历亡国之痛后，诗词的境界就更上一层楼了，词中之意不仅有身为亡国之君的那种恐慌与无奈之感，而且有悲天悯人的大胸怀。李煜的诗词风格从男女悱恻之情转为俯仰天地之气的那种更高境界的能力得益于他的特殊地位与特殊境遇，倘若李煜所处的是太平盛世，那么他可能永远是位满脑子男欢女爱的词人了，则他的文学成就也就不会那么大。这也许从李煜诗词风格的转型轨迹中可以看出，一味地沉湎于男女之情，或许会带来某种才情的僵化，也就是视野的单一化，只有从里面跳出来，才能写出更为经典的诗句来。

   一方面诗人们在从女性的身上寻求到文学灵感的瞬间，便是才情与性情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江南艺妓在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矫正诗人的一些偏激的情绪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功效。另一方面，诗人们从女性的身上看见的只是自然界万物万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这为诗人更为宽阔的视野的打开遮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一旦这个面纱被打开，看见的便是一个更加叫绝的境地，幸运者如李煜。江南艺妓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双重性取决于诗人的幸与不幸，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因此，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与其文学成就，通常和某个女人、国家的命运以及自身的禀赋紧密相关的，特别在某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女人便是这个文人的整个世界了。

    即使是像杜牧那种常年混迹于风月场所的风流才子，也不会轻易忘记国家的兴衰荣辱，他在那首《泊秦淮》的名篇里这样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换言之，无论一个什么样的文人，他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关乎这个国家兴衰荣辱的点点滴滴，古代文人对国家这个概念就犹如自己的血液对于身体那样须臾不可分离，这无关风月，亦无关性情。改朝换代的历史往往是出奇地令人意外，一个国家的衰败或者倾覆片刻就在一个时间上发生了，而且还和某个女人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如唐玄宗与杨玉环、李自成与陈圆圆，不胜枚举。

   前者为唐朝皇帝的宠妃，后者为明末将领吴三桂的爱妾，且陈圆圆是吴三桂从风月场所看中的艺妓，因相互倾慕而走在一起。陈圆圆后被明末起义将领李自成看中，被他强行掠去为其所用，吴三桂恨其夺妾之恨，引清兵入关，一举端掉李自成的老巢，结果彻底地毁掉了明朝的政权，确立了满清政权。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景山被迫上吊而死，长平公主也因负伤绝迹而去，从此下落不明。杨玉环虽说不是艺妓，但她对于唐玄宗在位时的政治影响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女皇武则天在自己未成为皇帝之前的政治影响力亦不可与其比拟，何况他人？要是一个女人，不管是艺妓还是妃嫔，只要和那些位高权重之人沾上边，就有可能改变一个朝代的生态格局；要是她与一位才情俱佳的文人在一起，那有可能为他提供了创造佳句的灵感或者留下了男女恩爱的佳话；要是她遇人不淑，那就有可能重蹈崔莺莺、杜十娘之覆辙，落个香消玉殒的下场。这是女人的命运，同时也是文人的命运，更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女人、文人、国家这三者如此环环相扣，又似乎独立于其他，此中奥妙，也许无人能解？

   女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她不仅是个情爱的符号，还是一种意志图腾，这种意志图腾的出现取决于这个女人所处的角色，是才色俱佳的艺妓，还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嫔妃，或者是从妓到妾的身份转变。一旦她的身份发生变化，并伴随这种身份转变的角色的才能或者美色深入了一个文人的内心或者一个国家的层面，那么这个文人或者国家的命运肯定会发生变化的，至于这种变化的结果如何，似乎有种冥冥之中的天神之力在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已经超越了我们常人所认知的范畴了。这就是女人（也是文中所说的艺妓了）、文人骚客与国家的奇妙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