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先生的杂文一贯写得很有见地，看了他的文章，总让人有一种痛快淋漓的舒服感。然而，这篇《看“海青天”如何断案》（载于2009年2月13日《杂文报》），却没有让我产生那种感觉，因为他把明朝的海瑞先生说得太“昏”了，“昏”得还有点一塌糊涂，我很难赞同其观点。
周先生在轻描淡写地赞美了海瑞清廉简朴的一面后，用对官员“比较全面的标准（能与庸、勤与惰、明与昏等等）来衡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他只能算一个清官，勉强称得上是个‘能吏’，但绝对不是一个明官。非但不是，如果稍微严格一点评判的话，甚至可以说，历史上的海瑞简直是可以被打入昏官一列的。”周先生做出这种结论的历史依据，是海瑞做南直隶巡抚时坐堂审案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由此周先生慨然认为，“不是想方设法去弄清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按照一套古老的道德标准，根据当事双方的身份和地位来做出判决。可以想见的是，以这样主观的标准来裁定案件，其结果必然是很不公正的，出现大批的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仅凭此一点，我们就不能说海瑞是个明察秋毫的明官。恰恰相反，称他是个糊涂官倒是有点名副其实！”
海瑞这样审案确实有失公平，是有些“糊涂”，不过，让我糊涂的是，周先生是不是也“糊涂”了？由海瑞审案的道德原则怎么能推出海瑞在“治理地方”上，也是用“这些师心自用的治世原则”，非但没有“出现‘大治’局面，而是呈现出了空前的混乱状态”，“不但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也让他自己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之中”呢？很明显，周先生在这儿犯了盲目扩大化的毛病。在这儿有必要弄清海瑞在南直隶巡抚任上到底做了些什么。
1569年(明穆宗隆庆三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应天（南京）十府。应天本是江南鱼米之乡，号称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是明王朝财赋重地，但明中期以后的江南，土地占有极不平均，地权高度集中，再加上贪官污吏的盘剥和连年受灾，百姓粮役负担特别沉重，日子过得穷苦不堪。海瑞到任的这一年恰好发生了特大水灾，万顷良田泡在水里，庄稼面临绝收，老百姓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摆在海瑞面前的确实是“空前的混乱状态”，但这混乱状态并不是海瑞造成的。且看海瑞是如何应对这混乱状态的。
面对这种随时都可能引发巨大动荡的严峻现实，海瑞一面治水，一面救灾。海瑞坐上小舟亲自赴灾区，实地进行测量勘查。然后组织饥民疏浚吴淞江、白茆河这不是后人常津津乐道的以工代赈之策吗？海瑞在这儿早用上了。这种做法是相当高明的，一方面是所有费用“不取之民，不损之官”，只用本来就应作救济的仓库积储就治理了河道；另一方面，饥民既有饭吃又有事做，稳定了饥民的情绪，防止了社会动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由于吴淞江、白茆河的治理，在一个时期内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就连当时反对海瑞的大地主淞江人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前年海刚峰任应天巡抚，遂一力开浚吴淞江。隆庆四年(1570年)、五年(1571年)这个地区皆有大水，百姓没有遭受水害，即开吴淞江之力也。如果没有海瑞倡开吴淞江，怎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呢？”就连海瑞的政敌，也不得不私下惊叹曰：“万世功被他成了。”
在当时还没有“钢铁长城”人民解放军能大规模参加抗洪的情况下，海瑞能身体力行有条不紊地组织百姓抗洪，这算不算治政之能呢？
再说海瑞为了贯彻“一条鞭法”（平心而论，这是张居正当年实行的一个不错的改革）而逼乡官退田的事情，可能是这件事让周先生糊涂了。老百姓都知道海瑞是清官，尽管他提出严禁诬告，告状必须有事实为据，但刚一到任，告发乡官侵夺田产的就有几万人。多年来地方官员对于百姓告状，一直不敢受理，有的甚至偏袒乡官。但海瑞被贫民百姓的凄苦所感动，更是为了贯彻国家的改革政策“一条鞭法”，于是决定强迫乡官退田。海瑞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后果，这些乡官背后都有“保护伞”，让他们退田等于是要他们的命，肯定会遇到他们串通起来进行的激烈反抗。但海瑞还是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要命的是，在应天占田最多（四十万亩）的乡官要算徐阶和他的弟弟徐陟了。徐阶不但在朝廷最有势力（曾担任首辅宰相之职），而且在官场上对海瑞有深恩厚情。当年海瑞因上“治安疏”，在朝房等死之时，徐阶曾设法救过海瑞。世宗死后，海瑞的复出、升迁，乃至海瑞的现职都与徐阶的提携不无关系。可惜徐阶归隐家乡后，借“投献”为名，大量兼并土地，其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极为当地百姓所痛恨。海瑞如果循私当然可以不追究徐家的所作所为，但是，那样一来，他还怎么均田均税为百姓做事呢？海瑞毕竟刚劲不阿，他不为个人恩情所左右，下令逼徐阶退田，并将徐府成千名家奴遣散一大部分。对徐阶的儿子徐潘、徐琨判罪充军，三儿子徐瑛革职为民。虽然徐阶被逼退了一部分土地，可海瑞坚决不答应，硬是让徐阶退田一半才算了事。
可以说，应天巡抚任内，是海瑞政绩最辉煌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获得了老百姓的千秋爱戴。当然，在既得利益集团联手使出的釜底抽薪之计面前，朝野官员群起而攻，海瑞只做了七个月的巡抚，就被赶下了台，开始了被罢官家居十六年的生活。江南百姓听到海瑞被解职的消息，都“哭泣于道”，大家不忍心让他离去，家家绘制海瑞之像，年年祭之。海瑞死后，江南百姓都十分悲痛。出丧那天，商民停业，平民百姓都来给他送葬，“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试想一下，在海瑞的治理下，江南如果真的出现了“空前的混乱状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那老百姓就应该民不聊生了，他们干嘛还要一片深情怀念海瑞呢？公道自在人心，天下有这么傻的老百姓吗？其实，真正感到天下动荡的是那些平日作威作福惯了的劣绅贪官，周先生的表述是，“由于看到海瑞对有钱有势的人家具有天生的仇恨情结，所以一些刁钻的贫民‘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明有被诬负屈者’，致使这些支撑着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得以顺利运转的乡绅阶层纷纷走避他乡”。这种说法和当时给事中戴风翔弹劾海瑞的理由（“包庇奸民，鱼肉措绅，沽名乱政”）是一样的，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对戴凤翔的诬蔑进行过逐条反驳，“凤翔不考其初，据今日论，谓民为虎，乡官为肉，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令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臣窃恐凤翔居乡，亦是此景乡官也。”这番严词义正的反驳，不知周先生看了有何感想。
实际上这是海瑞在天下所造成的威慑力量和浩然正气的深远体现。他每到一任，贫民百姓无不拍手欢迎，劣绅贪官则惶惶不可终日——豪富恶霸彼此告诫，要收敛守法；贪官污吏则弃官解绶望风而逃，远逃外省避风；大地主到外县避风；一贯作威作福的太监历来骄横侈纵，地方上无人敢管，也由乘坐八人轿改为四人，车马随从也减少了许多；有一大户，把自己的门第漆成红色的，以示招摇，听说海瑞要来了，一夜之间就改漆成黑色的。
海瑞不是仕途上的显达者，但在迫乡官退田一事上表现出了无私无畏精神和果敢决绝的办事能力，单凭这一点，就不能把海瑞归入“昏官”“糊涂官”之列。
在文章最后，周先生还不无嘲讽地说道，“这位被中国民间奉为‘海青天’、自诩为‘刚峰’的海瑞先生，除了本身被累加赋予的理想化的清官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之外，究竟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他治下的草民具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价值，还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是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的改观，即使出现一大群清官，也不能使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取得进步的动力。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能全盘否定海瑞精神了呢？我看未必能。海瑞一生除了刚直不阿、严格执法、搏击豪强之外，还始终言行一致，不贪污、不受贿，连馈赠也不收，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洁。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能遇到海瑞这样一位清官，总比遇到一个贪官要强的多。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今中国，如果我们的公仆能做的稍微像些海瑞，对我们这些小百姓来说，不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吗？
别把海瑞说得那么“昏”，周先生，你以为如何？
200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