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结构 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后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让一些人产生了一种极具误导性的、短视的看法，认为金融不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导向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的本质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在该监管的地方没有管起来或者力度不够，在不该监管的地方却管得太严了。因此，要加强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将市场合理定价的能力建立起来，同时发挥政府的适度监管作用。要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要真正实现政府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两大战略目标，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维，率先打破政府自身带来的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解决当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使之能同时达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一个有效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受法治约束的有限政府。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涉及到权力调整、利益冲突，将会损害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因而会非常大，但不能由此放弃这样的改革。
加快推进需求结构均衡发展。可以肯定的说，外需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外需对于中国经济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中国必须有前瞻眼光和改革魄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挖掘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建立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对外需还是要稳中有促，内需外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加快推进内需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困于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造成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费。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所带来的再生产将找不到出路，必会导致资金和经济循环链条断裂。特别是在当前国外消费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只有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才能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为本国国民所消费，变成在流通中增值的财富，才能推动经济实现真正的健康持续增长。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收入高增长的持续性来保证，这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着手改革和完善。我国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如果不加以重视，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也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从而还是应该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同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原则，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我国的财税体制就是以轻国民消费，而重投资为前提的。政府从民间收缴的税收，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可供国民消费的福利，而是大量地转变为投资。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手上，民众不能充分分享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和国企垄断带来的庞大资产和收益，造成了“国富民弱”的不良局面，这也是造成居民消费持续得不到充分释放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多投资、少消费这样的政策导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需要逐步减少投资比重，提高投资效率和人们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尽快实现从“国富”到“国强”“民富”的转变。
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系统改革。在稳定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基本经验。一定要充分考虑改革举措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各种潜在不安定因素，确保改革的激励相容性、渐进性。影响社会稳定的正是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因此，要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同时，建立必要的社会救济制度。
加快推进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在中国必须突破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的改革思路，从长治久安的大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农村内部自由而有序地流转。
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沿海地区经过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率先发展，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力度，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均衡发展格局。当然，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地理区位、生产力水平、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不能搞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和恶性的同质竞争，而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实现错位竞争，互利合作，协调发展。
加快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要立足长远来指导当前。长远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教育和科技，而教育、科技高度发达的背后则是杰出人才的涌现。因此，中国要真正崛起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必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短期来看，“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一是尽快恢复和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并从战略高度对此项工作予以充分重视。二是建立和完善能引进人、留住人和用好人的长效机制，采用多种引进方式，分层次、分功能、分步骤地引进三类人才，下大决心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实职聘任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引进海外高层次的优秀博士回国或为国服务，形成一支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庞大科研队伍,以及一批能够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培养大批创新型杰出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强大师资阵容。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与GDP的比例高达10%。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根本扭转，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且会危及人类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问题。环境系统决策应该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通过利用市场来引导经济行为主体促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规制监管，同时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转变思维方式，实现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总体框架下实现环境管理目标。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危机给了中国再一次崛起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新的更深层次的挑战。中国需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