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值得纪念的书，因为它关系到那么多人。首先，本书是约稿，感谢老圈兄对一个陌生人的信任。其次，这是我和学生合作的书。得知我写此书的消息后，张万峰和冯国林富于激情地向我谈起相关话题；王晓飞、袁征群和杨胜冲还写出了文字，本书第六章就是在袁征群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顺便说一句，在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征群最像我的朋友。感谢你们，事实上我一直渴望与你们分享这份快乐。只是此书从完稿到出版经历了四年，一个本科生读完大学的时间。如今，昔日的学生已星散四方，谨以此书纪念我来湘教书之初的那段岁月。此外，我还要郑重感谢王岳川、聂鑫森、祁光禄诸位先生的鼓励和指点。（惊悉祁光禄博士已于2008年2月5日在车祸中去世，默哀）。为了敦促此书出版，暖苏博士主动和我达成联盟，这是一份难得的友谊。最后，感谢责编张国强及王跃兄为此书出版付出的努力。

自序：回答自己两个问题

    即使在书稿完成之后，我觉得仍有必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凭什么写作官吏？第二个问题是，在官吏尚存的世界上如何做人？

    早在写作之初，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有个学生曾经问我：“你没有当过官，凭什么写官吏呢？”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可以这样回答他：长期以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吏，一种是平民。二者同时并存，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尽管我没有当过官，实际上却是被官吏统治和管理的对象。因而，作为他们的对立面，我对官吏并不陌生。其次，我知道官吏都是人，喜欢出人头地（未必是坏事），爱好争名夺利（不见得是好事）。这种心理人人都有，只不过在官吏身上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公开罢了。就此而言，我算是个潜在的官吏。

需要说明的是，官吏属于我的传统文化研究三部曲之一。[1]我试图通过这几本书对几种传统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梳理和现代阐释。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主要症结在于古今的冲突：研究对象属于古，研究者属于今。今人不可能变成古人，研究者不可能变成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道德的现象，而只有对现象的一个道德的解释。”[2]仿照尼采的这句话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全面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只是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因此，一切历史不仅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既然所有的阐释者都避免不了自身的主观性，历史研究的要义无非是在不违背客观性的基础上做出一种尽可能具有普遍性的解释。陈寅恪研究柳如是并未变成柳如是，而是对她充满了解的同情。由此来看，历史研究也需要一些想象力，在同情的理解与必要的想象中设身处地，以达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重合。因此，卓越的历史研究中总会有一些心灵的自传性质。

无须隐晦，本书就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解释，它意在表述一种既往事实的可能性。当然，仅限于官吏问题。但是，这绝不是一本官吏史著作，与官吏有关的史实充其量只是本书的理论依据。这本书旨在建构一种基本稳定又比较开放的官吏学，但并非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之类的专业角度出发，而是主要从文学这个相对外在的边缘角度展开论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本书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将官吏作为中心直接催毁；没有采用福科以边缘解构中心的思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研究官吏；也没有采用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将官吏和平民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总之，我的立场既非官吏，也不是平民，而是貌似游离局外、其实内在于其中的“人”，即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官吏。所以，对于官吏，我既不倾慕，也不鄙视，只是把它当作力求客观又不无同情的研究对象。

我之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官吏，把权力与人的关系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重点剖析权力环形结构中的权力场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我把官吏学定位成了“人学”，另一方面是想考察一下为官与做人之间的关系。在官吏尚存的时代里，做官固然有其优越性。但是，事实证明：一个人当了官不只是多了一身官服，为了适应官服，往往会使人付出扭曲性情、损耗生命的昂贵代价。这自然是一个关系到人性和国民性的大问题。事实上，这已经进入了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在官吏尚存的世界上如何做人？”

众所周知，法国思想家福科以《规训与惩罚》等书建构了影响深远的话语权力理论。但是，本书很少直接征引他的观点。事实上，福科探讨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源头都在尼采那里，诸如权力、规训、惩罚、身体、疯癫、性，如此等等。所以，本书更看重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中，尼采认为人“太不完美”，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因而他激情地宣扬超人理论。再仿照一次尼采：官吏“太不完美”，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因为其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本质。根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官吏最终将被消灭。如果说超人精神是一种自强自救，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集体解放。“在官吏尚存的世界上如何做人？”简而言之：谨防其害，逐步消除。不过，说实在的，现在我对此已经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