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佛教的哪一个支系，在中国最初的传播，都是与译经相联系的。最先的一批译经者是西域来华的僧人。

    大约在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前后，西域安息国（今伊朗）的王太子安世高游历到中国。父王死后，安世高回国继承了王位，但一年之后就把王位让给了叔叔，出家为僧并前往中国。与他同时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也从大月氏经丝绸之路来到洛阳。两名高僧来到中国之后不久就通晓了汉语，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小乘佛经，而支娄迦谶所译的是对中国后世影响较大的大乘佛经。

    到曹魏时，佛教的僧人都未受比丘戒。原因是当时佛教传来不久，汉代又不准俗人出家。至魏时虽然已经有了僧人，但只是剃除须发，表示不同于俗人而已。昙柯迦罗来华之后，译出了《僧祗戒心》作为僧人受戒入朝夕诵习之用。另有其他在华的印度僧人开始为华人受戒。

    从此，中国开始有受戒比丘，流传在印度的各部律典，相继传入中国。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根据有关资料，北魏末年，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同时也是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出现了，他就是玄奘。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玄奘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13岁时在洛阳出家为僧。627年，玄奘毅然由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他沿着西域过帕米尔高原，克服重重险阻，终于到达天竺。

    在天竺十多年间，玄奘跟随和请教过许多著名的高僧，他在曲女城无遮辩论法会上讲法，18天无人敢于出来辩难，威震全天竺，被当时大乘行者誉为“大乘天”，被小乘教徒誉为“解脱天”。

    643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启程回国。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设立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玄奘出去取经，金乔觉则渡海而来。唐代开元年间，新罗国(今朝鲜)僧人金乔觉渡海来到中国，在九华山苦修数十载，他圆寂后，肉身置石函中3年不腐，骨节有声，佛教徒认定他是地藏菩萨再世，建肉身塔供奉。从此，九华山辟为地藏应化道场，香火日盛，明清时“香火之盛甲天下”，有“莲花佛国”之称。

    但是，唐朝也给佛教带来厄运。845年，时逢唐内部发生动乱，又有一些佛寺被查出藏有大量兵器。唐武宗大怒，下令大规模毁佛，共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500人，史称“会昌毁佛”或“会昌法难”。

    五代十国时，后周世宗柴荣于955年下令废天下佛寺，以佛寺铜材铸行“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他的毁佛行为，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三次法难，合在一起称为“三武一宗”。

    北宋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座，成为佛教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的寺庙建筑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建有寺庙200余座，经历了千百年风雨兴衰，五台山内外现有完整寺庙50处。除了上述提到的九华山、五台山之外，还有浙江省东北部的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四川峨眉县峨眉山，它们被称为四大佛教名山。

    元朝时，蒙古族崇尚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地位获得提升，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

    清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不过《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到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等，把佛学思想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摘自《佛法改变活法》，薛龙树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