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众所周知，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除了董必武外，对民主法制精神最有理解的人要算是彭真。这位在文革中作为刘少奇爱将最先被打倒，在新时期又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中共元勋因为在、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使他对“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有切肤之痛的反思。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期间，力倡中国走民主法制之路，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举其大者，就有是他首先提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1982年彭真在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时，特别主张“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他还特别指出党的政策要服从法律，不能同法律相抵触。而在彭真主持起草的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规定，他反复强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彭真强调，立法一定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根据，脑子里要有工人、农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彭真把公民选举权的实现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通过选举，9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采取选举的办法来选拔干部，要比只由领导指定、选拔可靠得多，选拔错了也比较容易得到改正。这样选举产生的各级政权机关，比较能够胜任，比较能够经得起风浪。所有这些顺乎民意之举，除了彭真在文革亲身遭遇的原因外，也跟他自延安开始在中共的沉浮历史有关。那么，彭真在延安是怎么崛起的呢？
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由于家贫，小傅12岁才上私塾。1923年入党后在太原、天津等地从事党务工作，做过天津党组织的书记和顺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北方视察顺直省委（机关设在天津）的工作，两人由此相识。次年6月，刘少奇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傅茂公却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判刑9年。但他很快又来了点小运气：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林森接任国民政府主席，仿照古代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之例，宣布重刑犯减刑三分之一，傅茂公的刑期遂减为六年，于1935年夏刑满出狱，很快恢复了组织关系，仍在天津工作。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达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当时有一批干部关在北平监狱里，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建议让他们在自首书上签字搞“假投降”，以便出狱，刘少奇请示总书记张闻天后即付诸行动，狱中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由此出狱（这批人后来成为刘系骨干）。这档子事还没办完，刘、柯两人就闹翻了：刘少奇任命傅茂公取代了柯的组织部长职务。
彭真交好运有几个原因：刘少奇到北方局，对具体情况不熟悉，需要借重当地的干部；他与刘少奇以前有过交往，而刘用人特别注重个人渊源；更重要的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干部，提拔起来后自然会对刘少奇这个大人物感恩戴德，而柯庆施当年与刘少奇同在苏俄留学，都见过列宁，两个资历相当，熟人眼里无权威，这就不利于少奇同志领袖形象的塑造。但台面上的理由是柯氏太“左”，不合时宜。1937年5月，傅茂公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袖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会后他正式改名彭真。紧接着又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算是开了眼界。会上刘少奇指责过去十年间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太“左”，激起轩然大波：在基层代表中，柯庆施反唇相讥，说刘太“右”，彭真则对他的恩主予以支持；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但正欲大树特树自己个人权威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对原有中央的叫板。此后，毛、刘联手对王明路线把持的中央进行猛烈抨击。刘的行情也日益看涨，毛倚重他在政治上平衡周恩来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抗王明、张闻天，在军事上牵制朱德、彭德怀、项英。刘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连交好运。抗日战争时，北方局机关迁到太原。那时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聂荣臻领导创建了最早的和最大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并于1938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政府。一切都弄好了，彭真于3月大驾光临，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常驻边区，“协同”聂工作，头头是道的作报告、写文章，并于11月反客为主地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
随着刘少奇的地位不断攀升，其势力也不断膨胀。皖南事变后刘出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之妻陆璀是刘少奇的秘书，毛以刘、饶来牵制曾把他轰下台的陈毅。彭真也跟着沾光，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兼整人的运动，大力批判王明路线，毛倚重的是刘少奇，刘则倚重彭真，彭真于是回延安向理论方面发展，历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与刘少奇、康生一起成为整风运动的教练。而柯庆施成了挨整的对象，被斗得五劳七伤；对柯庆施表示同情的陶铸也被关押起来。但是权谋大师毛泽东后来又出面将柯、陶两人救出，结果，这两个人对毛感激不尽，对刘少奇等则心怀不满。
彭真所以走红，除了刘少奇提拔而外，他自己的进步也至关重要。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这一举止，毛很受用，对彭也就一再奖掖。在中共七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用大量的褒义词对毛歌功颂德，105次提到毛的名字；彭真也得到了闪亮登场的机会，出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资格审查报告，并作《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虽然他离开敌占区已经有许多年了）。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三人，其中毛、朱、刘、周、任、陈云、康生、张闻天、彭德怀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发户是高岗、彭真。高岗还可以说是占有地利，因为他是陕北根据地仅存的创建人和西北局书记，彭真的当选则主要是“山呼万岁”所赐了，这倒给其他人指明了一条晋身之道：跟主持，捧方丈。当然彭真的晋升比起当年的王明一伙来显得更为合理，毕竟他已有二十多年党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指定刘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陈云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外，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彭真也有大手笔。当时，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中央党校六个部：即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的一部；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的二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的三部以及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的四部和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的五部、六部。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比如，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至于二部，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总之，一方面因为跟对了人，另一方面因为喊万岁和“抢救”，使得彭真成为延安的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光芒照人。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富有战略眼光的黄克诚将军提议派遣五至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以创建东北总根据地，为中央所许。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干部——彭真出任东北局书记。刘考虑得很周到，因为此行需要与苏军将领打交道，为方便计，以毛的名义授予彭真中将军衔，到东北不久，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中将为第一政委。不幸，东北局的工作对身高体壮的彭真来说是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他在东北局书记的位子上勉强支撑了九个月，不得不让位于身材瘦小的林彪。敢情在聂荣臻已经打好的地盘上高谈阔论是一回事，而要自己打地盘又是另一回事啊。不知是因为局势太紧张无暇顾及，还是因恨铁不成钢而存心让其难堪，刘少奇竟然没有给彭真来个“异地平调”，而是让他十分丢脸地就地降职。1946年6月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兼政委，彭真尴尬地改任副书记、副政委。就是因为自己在中共内部的沉浮使彭真洞悉了这个体制的弊端，也因而使之成为新时期对民主法制精神最有理解，在这方面也最有建树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