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有时候只是一些很小的动作，例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说脏话，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等等，但是，所谓文明，绝对不仅限于此。在所有文明细节的背后，实际上都有强大而稳定的价值观。因此，一个真正的文明，都必然有核心价值观作为依托。前不久在长沙了解文明城市建设时，我突出强调了这个观念。文明有的时候可以指一些硬件，例如绿化、清洁等等，但是，真正的文明，并不仅仅是硬件，背后一定是有生命力的软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文化有多种来源，其中之一便是我们的传统。比方说，传统文化中待人接物的规范，也许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但是，它的核心价值一定比自由散漫、待人无礼更有文化，更能体现文明。在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传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是一种软弱的文明，中国近代史上面对西方文明的军事失败，似乎也是这种软弱的体现，或者是这种观点的证明。我在长沙的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说到长沙，或者说到湖南，人们都会说湖南人有一种血性，或者叫阳刚之气。有人对此解释说，因为湖南人爱吃辣椒。其实，中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爱吃辣椒，也有很多性格暴烈的人或民族并不爱吃辣椒，因此，血性阳刚与是否爱吃辣椒没有必然的关系。
    宋朝被认为是一个懦弱的朝代，这个结论也符合儒家导致软弱的观点。我在长沙当地人面前有点班门弄斧，说了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南宋末年，元朝军队在全世界所向披靡（他们不吃辣椒，因为那时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当蒙古军队攻打长沙的时候，当时岳麓书院的几百名儒生，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走出书斋，投入了保卫长沙的战斗。虽然长沙最终还是被攻陷了，但是，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岳麓书院几百名儒生几乎全部战死于城墙上，这种精神就是血性与阳刚。这种精神来自一种文化上的自信：饱读诗书、熟读圣贤书的儒生们在那个时候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要比蒙古人的野蛮先进得多。即便先进的文明在某个历史瞬间不能战胜野蛮的武力，但是，儒生们慷慨赴死就是誓死保卫文明的宣言。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沙或者说湖南诞生了一批改变历史的有血性的汉子，例如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捍卫新疆的主权，等等，从他们同岳麓书院的关系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读书是培养文化、传承文明、维护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文化的力量就是血性与阳刚的基础。正是由于湖南有岳麓书院这样历时千年的书院，使得它成为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基地，成为传播文明的源头，从而发散、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文明城市、文明社会的时候，依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当今依然是建设文明城市、文明社会的重要依托。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但凡提倡传统文化，就等同于固步自封、拒绝变化的保守。很多人对此的确有严重的理解误差。比方说，有人经常对我说这样的话：传统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用电脑、坐飞机？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提倡传统的时候，的确也有不好的倾向，似乎传统像古董一样越远越好、越古越有价值，一提恢复传统，就要回到尧舜禹时代。事实上，当我们说传统文化是建设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础时，其实只是强调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比方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非盲目复古、封闭保守。蔡和森也是湖南人，与岳麓书院也有渊源。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出生于湖南的世家大族，祖上与曾国藩家族有联姻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妇女，在年老的时候，还与子女一共赴法国留学，成为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老学生”。这位来自传统文化家庭的母亲，至少培养了中国近代史上四位了不起的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葛健豪这样的中国妇女并不仅仅是代表对传统的反叛，还同时代表着儒家传统在坚持核心价值观下的开放胸怀。比葛健豪更早的历史时期，清朝大兴洋务运动时，很多主力成员都是与岳麓书院有深刻渊源关系的湖南人，或者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清朝历史上出现的封闭、保守倾向，实际上是满清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特殊利益的结果，而非真正的儒家传统思想。
    因此，建设文明社会同样需要开放的胸怀，需要接受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从中国历史上说，儒家思想从来不缺乏开放，从来不拒绝吸纳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比方说佛教。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只有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才能使各种文化、思想、学说、宗教和平共处，凡是不由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都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对其他文化、其他文明的打击、压制或排斥。对于今天来说，建设文明社会的需要开放，需要吸纳其他文化，关键在于摆正一个关系：向其他文明学习，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文化或文明精髓。“三人行，必有我师”是要向别人学习，但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要在坚持自己的基础上，把他人好的东西拿过来，结合自己的条件，为我所用。在洋务运动那里，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鲁迅那里，这叫“拿来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叫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观念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是正确的，原因就在于，首先，文化的传统是难以割断的；其次，传统文化中毫无疑问具有大量有益的内涵，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生命力。
    因此，建设文明城市、文明社会，湖南或者说长沙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一是，长沙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二是，湖湘文化依靠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功实践；三是，背靠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湖湘文化在近代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中，也有领风气之先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理解当今长沙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口号的坚实基础。虽然这种说法比较宏大，似乎都是空洞的大道理，似乎只是知识分子讨论的范畴，实际上，在传统文化尚未彻底消失的中国普通民众那里，上述精神正在体现。也许民众的某些做法只是实际的行动，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考虑，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民众自发的选择，其实就是上述精神的体现。这次在长沙我看到的一个细微之处，令我感到欣慰。
    在当今建设现代化、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大潮中，农业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平稳地转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就一个具体领域来说，原先拥有土地的农民，一部分人不得不告别土地，告别以种地为生的生活方式，这是大势所趋。如何使一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未来的生活获得保障，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在全国很多地方，目前常见的做法是，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便给农民一笔钱作为补偿。这笔补偿款是一次性的，各地不同的政策，只在于补偿款的多少而已。这种方式已经造成了不少问题，例如，补偿款的多少，失地农民未来的就业、生活等等。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即，不以一次性的补偿款支付给失地农民，而让失地农民拥有征地单位的股份，以保证失地农民的长期利益。这个设想要落到实处，还需要考虑很多细节问题，因此，就我以前的了解来说，这个设想只是纸上谈兵，还没有走进中国的社会现实。
    但是，这次在长沙的一个社区，我居然看到了这一专家构想的具体实践。长沙市的咸嘉社区，2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如今已经是高楼林立、设施完备的文明社区。我无意中看到，这个社区在解决被征地农民长远利益的时候，采取的就是给失地农民以股份的方式。这个社区建成后，每年的物业收入近600万元，这些物业的资产构成了股份公司，原先被征土地的农民，都成为股东。对于股东代表，他们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能按月获得分红。在我看来，这是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这个细微的地方，传统种地的农民可以看成是传统，现代化小区建设可以看成是吸收外来文化。所谓传统核心价值观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安居乐业。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中产阶级社会，这种制度保证了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又不影响竞争的积极性。然而，农业社会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工业化、现代化中得以延续？长沙市咸嘉社区的做法给了人们一个有益的启示。这个尝试的更多意义还在于：如果这种方式得以完善和周密，当今在很多地方出现的拆迁矛盾、补偿费矛盾，以及高额拆迁费用的压力，都能得到缓解。比方说一次性的补偿款实际上对于征地单位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以股份形式分摊到很多年，支付一次性补偿款的压力就会降低，甚至使得当前的地价也能降低，从而使得房价降低。
    从更大的范围看，征地建社区，其盈利能力还有限，如果是征地建工厂、开发区，盈利能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被征地农民入股，对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作用更明显。只不过在细节上，还需要更多的考虑，例如，这一股份是否永久持有？是否可以转让？或者对于转让的限制规定，以及是否转让与政府低保的关系等等。就实践来说，专家关起门来设想这些细节，也可能不容易完善。像咸嘉社区那样已经在实践中推行，的确符合长沙市“敢为人先”的口号，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之所以对长沙市一个社区的这个细节充满兴趣，就是因为它的价值意义。本文前面说了一大堆大道理，人们愿不愿接受，还只是在观念层面。当咸嘉社区的一个小举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基层群众的智慧，实际上就是这种大道理的体现，结果好还是不好，实践会告诉我们。由此，我也看到长沙建设文明城市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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