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

受“文革”的影响，学校无法认真教授传统的数理化和语文课程，课外也没有多少作业，所以学生们的多余的精力和争强好胜的劲头都用到了课外活动上，体育自然是发泄多余精力的最佳选择。

足球、篮球、田径和棒球是“京工附”的传统强项。学校的足球队和篮球队的水平一直稳居北京市和海淀区的上游；棒球则更是北京市当仁不让的“首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没有多少人看得懂、甚至知道棒球。位于“北洼路”的“外语学院”（现在改名和升格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因为有一位从北京队“下放”的棒球教练，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教学院的小孩们打棒球。时间长了这些孩子的水平自然就很高，并且还自发地组织起了棒球队，上中学后自然就被“京工附”顺利成章地“摘了桃子”。在全北京市举行的棒球联赛上，“京工附”以初中学生为主的棒球队，一举拿到了全市的亚军，那可是和成人一起比赛的。

我的体育水平一直还不错，但是在高水平的篮球和排球的校队里只能“坐板凳”和打比赛的“垃圾时间”；我的田径水平要好很多，跑、投、跳都在学校运动会上拿过前几名，但是在我的强项中距离跑步上最好成绩只能拿到第二名，因为拿第一名的同年级同学叫马成达，比我大两岁，是“海淀体校”的在训生，他后来成为北京田径队的专业运动员，他最好成绩是全国1500项目的第三名。

我的另一个同学也是好友叫李政，比我高一届，他后来是北大考古地理的研究生，也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工作，现在纽约某银行做IT部门经理。他绝对是个体育天才，他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的跳远和三级跳、棒球等每一项都至少是半专业水准。他参加过北京青年棒球队，“京工附”的跳远记录他也保持了多年。他在美国学打高尔夫球仅仅三年，现在的成绩不但已经低于“标准杆”，而且还拿了美国高尔夫球的“教练证”。我第一次打高尔夫球就是他给我启的蒙，也算是他的“开山弟子”。但是我这个弟子不太争气，学打高尔夫球三年了，水平还仅仅在百十杆上下晃悠。

校庆现场一角

魏老师

比起“清华附”、“北大附”和“人大附”等知名学校，“京工附”略有差距，但海淀区一直也是“重点中学”。学校的优秀教师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道来了。我最欣赏的是一位老师是教语文的魏启学先，虽然他仅仅给我们只是代过几次课。魏老师是一位学问很大又才气横溢的老先生，我上学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大腹便便。他在的“训诂学”和“小学”方面造诣很深，在同辈中少有知音。同时他又思维超前，言辞犀利，也太回避自己的政治观点，大概是“易中天”加上“方励之”的特点。这样的“才子”多年被放在中学里总是让他感到怀才不遇。所以他爱发牢骚，讲话胆子也大。毕业以后我拜访过魏老师两次，他每次都在家里摆上酒菜。他酷爱喝白酒，但每次只喝二两。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魏老师每次总是先喝两杯好一点的酒，然后再喝便宜的，一般是“高粱酒”或者是“二锅头”之类的。他的理论是“从头到尾喝好酒是浪费”。一次他让学生用白话翻译李白的“蜀道难”，学生把“噫吁嘻，危乎高哉”多半都翻译成了“啊呀，真高呀”。魏老师说，你们翻译得太不贴切了。用你们的话说应该是“我靠，真他妈的高”，全班同学自然是捧腹不止…。估计大家也能够明白学校一直不敢重用他的原因了吧。

与当年的英语老师合影

看书

因为当时还在“文革”的后期，数理化还可以教一些，但比较简单，好处是不用花太多功夫就可以学好；语文学习则基本上是读“两报一刊”的社论、“毛选”和鲁迅，正经的古典文学和西方的名著则是没法看到的。我家中的“藏书”不多，我的语文底子基本上是通过偷偷借阅同学家的“藏书”来学习的。

当时，从同学家借书的游戏规则是：第一，要保密，因为那些书都是“四旧”，被发现了闹不好是要被没收的，而且，同学也都是偷偷把家里的书借出来的；第二，要爱护图书和及时归还。爱护图书自不必说，“及时”归还可是难度蛮大的。借来一本小说我一般都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连夜看完，第二天一早便把书还给同学。因为我每次都还书及时，在同学中口碑很好，同学们也总是很乐意把家里的书借给我看。我的夜猫子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后来，班里同学家中的书看得差不多了，就从同年级的同学家中借书看。我上课则一半时间是在打盹，反正课上学的东西也简单。老师只要看到学生不捣乱，就基本上不会认真管。

学习唐诗和宋词则要麻烦许多，先是从同学那里借来书，手抄下来感兴趣的部分，再用“手抄本”慢慢学习、领会和背诵。当时我们班上的几个诗词爱好者（都是男生）组织了“诗社”，上课常常互相传递纸条子，比试诗词谁写的好。同班一个叫王怡的同学写的两句诗我当时以为是很好的诗句，至今还记忆犹新：“…圣迹犹在人去久，我自登临各千秋”。

学校的老槐树仍在，人已依稀
 

劳动

那时候，“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有的中小学校要“开门办学”，要让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每个学期都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和工厂劳动，身体力行。几年下来，我们分别劳动过一个月的地方有：海淀区永丰公社永丰大队、昌平南口农场二分厂、北京无线电厂、海淀北安河公社草场大队（两次）、“京工学院大兴干校”，延庆白河堡公社南茨村等…；我的各种农活也干得有模有样：挑水、推独轮车、割麦子、割水稻、搓麻绳等样样拿得起来，而且一直是全年级的“劳动模范”。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收割水稻一亩三分地，绝对超过十个“工分”，是当时“京工干校”的最高纪录。张春桥的亲弟弟张秋桥在“京工干校”就在我们劳动小组当组长。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但张秋桥工作认真、以身作则、为人和气，丝毫没有特殊化和骄横气。因为从小就熟悉农业和农村 - 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在河南“团中央干校”三年，与胡耀邦是“校友”- 这大概也是我现在仍然喜欢往农村跑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