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一班的评论课，我自己讲广播电视评论（他们没有机会在上周一下午在二班课堂上听周庆安老师讲电视评论）。而在下周的二班课堂上，我紧紧张张把社论、述评、编者按这三种教学大纲上列出的“文体”，一口气讲完，就如上周一上午在一班的课堂上一样。
——因为，课程到月底就要结束了。
正如我的同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评论教学中，我一直有一种“轻文体”的倾向。即，除了承认不同的传播渠道确实会对评论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影响之外，就纸媒评论而言，我不太重视再在其间进行“文体”或类型、样式的划分，比如“小言论”、“专栏评论”、“社论”、“评论员文章”（其实社论与“评论员文章”只是“规格”的差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讲授评论的一般规律上。这是因为，这些评论的类型划分，对于写作活动本身来说，并无太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放宽视野， 这样的类型划分其实只是在我国新闻实践中产生的，具有依赖于时、空两个维度的相对性，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课时的限制。
因此，在一学期课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授评论的“一般规律”之后，留给纸媒评论特殊的“文体”的时间，也就是一次课的时间了，尽管它们在教材中仍然各自占有一章的地位。
社论、述评、编者按之所以有必要讲，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都是职业写作的文本。即，它们是特定的新闻岗位（无论是评论员还是编辑）上的写作。因此，讲这三种类型，只需讲其中的职业因素，而不再涉及思维和表达的一般问题。
我国老一辈新闻评论家，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建国后《人民日报》的社论作者胡乔木曾说：“社论这样的题目实在不好说，因为社论就是一般的评论，要与一般评论加以区别是不怎么容易。”。
我的朋友、著名评论人童大焕说：“如果撇开社论代表报社立场这一点，我认为社论和一般的评论并没有太多的本质区别。因为自古文章因时而著，大凡好文章都牵涉到选题的重大性问题。所不同的是，社论因代表报社立场，在选题上往往更加慎重，行文上也更加谨慎和稳健。”
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振亚 李舒两位老师的《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说：社论 “主要表现在规格的掌握上、报纸版面的处理上……与评论本身的表现方式和方法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那么，关于社论，还讲什么呢？我介绍了它的选题集议制度，它的非个人化语调（Non-personal tone），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它坚定地推动一项“运动”（campaign）的能量。
在这些方面，1927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社论奖的《波士顿先驱报》社论《我们认为》，以通篇的“我们认为”，表达了对一个全国关注的死刑判决的强烈质疑，给人深刻的印象。与此相映，《新京报》2004年社论《我们为什么反对禁乞》具有同样坚定和明确的表达。
实际上，一个媒体如果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没有一个持续的、独特的立场，也就没有社论的力量。至于说到推动一项“运动”，美国一家地方报纸《盖恩斯维尔太阳报》1965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社论奖的社论《麦金尼备忘录》，就被称作是在一场“社论运动”（editorial campaign）中的篇章。
campaign，这个西方独有的词语我翻译得不好，也许editorial campaign译成“社论攻势”才更为恰当，即集中地使用系列社论发动“攻势”，来推动舆论，推动一项社会改革事业。我在课堂上介绍的另两篇分别获得1987年普利策奖和1999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奖社论写作奖的社论《复活节边境日出》、《门口的猪》，也都分别向移民法改革法案和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式专制政体”发动了强烈的“攻势”（campaign），尽管不见得取得了胜利。
社论的这种作用，正是一般评论所起不到的。
一家报纸甚至可以用社论为自己辩诬。我在昨天的课堂上介绍了当日《经济观察报》发表在头版的社论《办清白事 做干净人》（其实它已于12月9日就在该报网站上登出来了
）。这篇社论就针对“微博上有人质疑我们的高管和记者收取了不当利益”做出了正面回应。如果仅仅是辩诬，那么，该报已在网站上登出《经济观察报社严正声明》
了，其实后者也是其他媒体的一般做法。但是，与《严正声明》的激烈态度有所不同，这篇《办清白事 做干净人》更多地是表达和重申了该报的办报理念和价值观念，恳切坦荡，读来有荡气回肠之感。
具体事实究竟如何，当然不能依赖一篇社论来判定。但是，一家报纸以一篇社论正面回应对自己的质疑，这样的态度，这样使用社论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社论，不仅是一篇《严正声明》不能代替的，也是其他署名文章不能代替的。
然后讲到述评。述评这个概念，是中国新闻实践中产生的，它实际上是在中国新闻媒体对报道与评论分工体制中产生的。因此，它是一个相对的、有限的概念。但是，一篇新闻作品既有完整、较大篇幅的事实内容，又有评论内容，这样的文本，是普遍的，中外皆有的。其间共同的东西，正是“职业写作”。因为，只有新闻工作者（无论是记者还是评论员，其实还有国外职业的专栏作家），才有精力和能力独立采访，在观点性的作品中加入大量事实材料。
在更为开放的视野中，在另外一种新闻体制和新闻传统中，被我们称作“述评”的文章，并不是一种“介于评论与报道之间的边缘文体”，而就是社论。我在昨天课上介绍的《复活节边境日出》、《门口的猪》都具有“述”的特点，其中有大量由社论作者采访得到的第一手新闻事实。实际上，在美国社论的分类，就有argumentative（争论性的）, expository（解释的）, narrative（叙述性的） or descriptive（描述性的）等多种。甚至有的美国社论教科书介绍介绍还有所谓editorial of information——也许应该叫“信息型社论”吧。
由此我们知道，在评论中的“文体”划分，只有相对的、狭窄的意义。它们是不同国家新闻传统、接受习惯和分工体制的产物。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