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已停刊的《市场与消费报》

　　 


　　人生的戏剧性总发生在梦想开始的地方。我1993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放弃了导师推荐的军校教职，朋友帮忙找的省新闻出版局的审读官，选择到四川省工商局的报社做一名记者，以期实现放揽山河、纵笔古今、潇洒人生的理想。由于市场与消费报在当时并不知名，一些老师、同学对这样的选择不太理解，认为发展空间有限。导师唐正序先生则非常开明，赠言：做教职要读万卷书，做记者要行万里路，都沾了个万字。冯宪光先生则说：学者搞的是前沿研究，记者做的则是民心文章。你既要不放弃以前搞的接受美学、文艺传播学研究，也要花大精力写好民生新闻，处理好理论研究的先导性与大众传播的平民性，做正义、良心的代言者。我羡慕记者能揽尽山水、阅尽人生，两位导师的赠言恰中我选择的根源，更想不到的是，应验在与川大有关的两次艰险采访。

　　1994年9月初，四川大学哲学系劳模班学生肖胜辉满脸求助地找到我办公室，指着有手铐淤痕的手腕说：署假高高兴兴带着长沙的新婚朋友到峨眉山玩，想不到在某山庄（姑且隐其名）唱了五首歌，要了三杯茶，却被强要2050元。不从，被换上警服的保安带上手铐强行搜身，山上的夜晚很冷，还故意开着风扇折磨，搜走了藏在鞋中的800元钱。山庄保安变警察，说变就变，非法使用警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我边听边想，这伙人、这山庄不简单。当肖胜辉说到“希望校友你能出面呼吁解决问题，主持公道”时，我心头不禁一颤，这活不好干。接吧，风险大；不接吧，有违自己的理想。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有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历，任教高中语文，做班主任，因喜欢武术，学校命我组织学生夜巡队驱赶晚上在学校东摇西摆招摇是非的混混，引起了街痞的不满。因严厉阻止班里一位女生与街上一位爱打架、出风头的男青年恋爱，这事成为导火索，两位街痞以此为借口趁晚自习时肩扛猎枪在我任教的班里游荡，还用猎枪猛砸我的寝室。我知道被人侮辱的滋味，犹豫一会后，决定不管艰难险阻，炼炼我的文胆。

　　满怀信心，带上毕业时的血气方刚，我着手调查采访这起严重的娱乐场所宰客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案。第一次乘长途车上峨眉山市，不料中途被车老板转卖两次（这也是当时长途汽车所谓节省成本的一大怪象）。市工商局的消协工作人员告诉我，类似非法宰客的事还不止这一起，要解决，消协的调解手段有限，还有工作人员在调解纠纷时被打的事发生。因肖胜辉反映被放后到峨眉山市公安部门报案，人家连记都不记一下。我决计到派出所求证，却不料一位警官冷冷地说：“这事你好像管不到吧？”结果无功而返。回成都后求助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同学，刚工作一年多的同学爽快地答应了解情况，不料一天后沮丧地告诉我：“人家说没报案记录，也不好听一面之词。”采访进程再次受挫。

　　认定的事要干就干到底。想到肖胜辉的失望，我想到了传播学中了解采访对象心理、社会关系、期望影响等诸种采访技巧，决定再上峨眉山前做足功课。我向肖胜辉了解哲学系同学、老师与系领导对此事的反映、劳模班学生的状况，向峨眉山市消协了解此类投诉难以处理的经过，分析难以调解的症结，心中有了应对之策，先带上肖胜辉找到了峨眉山市物价局局长。介绍完情况后我强调：肖胜辉所在的劳模班是由全国各省的省级以上劳模组成，其中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对娱乐场所非法宰客一事很气愤。这件非法宰客，非法拘禁案很典型，解决不好，很容易扇动起学生的情绪，激起静座、游行之类极端的事变。这应该是任何一级领导不愿看到的情况。这位局长听后，非常爽快地说：“走，上山解决。”带上物价检查所所长和一位科长迅速出发。

　　到了宰客的山庄，我首先翻看了歌厅的价目表，一首歌3元，一杯茶5元，心中更有底了。我首先问山庄的总经理：“2050元收费是怎么算的。”万想不到的是该总经理竟说：“请了小姐，给小姐喝了酒。”我说：“人家一行4人，有一对新婚夫妇，有一男一女，还用请小姐唱歌跳舞吗？”总经理一时语塞，我趁势介绍了我到川大哲学系、省公安厅、峨眉山市工商局等处了解到的情况，强调不能因一己之利激起学生的公愤。我知道一个普通的休闲娱乐场所敢非法动用警械、非法拘禁且事主报案无记录，一定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和利益纠缠，便再次强调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到方方面面的领导面前，要心平气和平息消费者的怨气，做解决消费者投诉的典范，顺利将谈话引到赔偿上来。在同行的物价局领导、消协秘书长的协助解决下，不仅拿回了被搜走的钱，还帮消费者获得了2000元的精神赔偿。据说，这是峨眉山市首例获得精神损失费的消费者投诉案。临了，已经下午三点，总经理请留下吃饭，为不破坏暂时和谐的气氛，各方留下一起吃饭。席间，山庄方要求不将此事见报，我想到公布解决过程的典型意义，未置可否，总经理黑起脸大喊：“服务员，给邓大记者添饭。”我的身子再次像触电似的颤了一下，想到在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下后，肖胜辉说好像有人跟踪，便担心报复，一时给碗也不是，不给碗也不是。好在脑子反应还算快，忙说：“我是湖南人，毛泽东老乡不是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勉强打破了尴尬，事毕回到山下市里，已是下午6：30，高度紧张的肖胜辉悄悄拉了我一把，“好像有人跟踪。”还好回成都还有最后一班车，很快结束了此次有惊且险的采访。我没有违心满足各方不见诸报端的请求，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酣畅淋漓地写了出来。四川省税务局吴烈等读者看到后，在报刊发文联系自己的旅游被宰经历，充分评价这件投诉案的示范意义和记者秉笔直书的社会良心。虽然撰文时因为气愤而在文章中出现定性之类的过激之词，但文章还是被评为1994年度四川省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这件事的广泛传播也促成了峨眉山市旅游市场大整顿。直到1996年我被临时抽调到省委、省政府“三优一学”检查团做第六分团的秘书，随第六分团团长省工商局罗明锦副局长检查峨眉山市市委、市政府和乐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时，还有领导悄悄问我：“你是写××山庄宰客案的大记者吧？”由于此事在乐山、峨眉山影响很大，再加上我在乐山、峨眉山检查期间留下了好印象，眉山从乐山分出成立地区后到眉山任职的原乐山市领导专门托眉山市工商局局长张金明向我传话：欢迎你到眉山来工作，眉山地区宣传部和工商局你可任选一家，不出意外的话还有副部长、副局长之类的任职。有知情者问我：“你是不是某领导的亲戚？”我说：我跟乐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只在“三优一学”检查中有接触。人家邀请我前往，或许是看上我能办事、能办成难事吧！此是后话，但也可以看出，虽然曝光损害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但只要出自公心，社会自有肯定，地方党政领导也持宽容、赞赏的态度。新闻监督的环境已有很大的改观了。

　　恰巧，2009年与在川大工作的一帮学友聚会谈起了党派论争、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民建四川省副主委、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明洪教授谈到了千方百计解决农民工就业不如直接发钱给他们，让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有领导说他不懂国情；谈到了他在北欧与人就西藏问题发生的争执。善辩的川大政治学院院长黄金辉教授形神兼备地反驳道教与宗教研究所林庆华副教授有关政治制度设计的观点，就东西方到底有没有共通的普世价值发表他的见解。我静静地听着，细心的黄金辉夫人闵莉教授不失时机地问我：“老邓，你怎么看？”我说：学院派学者的使命是前瞻性，因而具有天生的批判性。智囊派学者追求的是现实指导性，因而修修补补的观点多，具有天生的实用性和求证性。大家在茶馆里热烈地讨论着，时常有尖锐的观点，一点也不顾忌被旁人听了去。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林庆华的夫人冷不丁地说：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二天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大家愣了一下，周到的闵莉教授对着谈兴正浓的黄金辉教授开起玩笑来：“你不记得被人在屁股上捅了一刀，杀猪似地叫了起来。还是老邓的笔帮了一忙？”

　　话说1995年的一个周末，当时留川大任教的我的一帮要好学友：公共教研室的黄金辉、哲学系的林庆华、经济系的杨明洪、材料学系的李伟堂、历史系的易毅等相约到川大附近的一卡拉OK厅唱歌放松，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唱完歌算帐，大大超出他们想像的价格。平时喜欢辩论的黄金辉与OK厅负责人大声举证他了解的价格，不料赶过来几个楞头青或者说是护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闷声抽出刀，照着黄金辉的臂部就是一刀……事后，闵莉四处奔走，要求严惩凶手，可事情久拖不决，便打电话给我，希望媒体介入。这又是一起娱乐场所因消费纠纷而引起的带刑事性质的消费投诉案。媒体虽然不能包打天下，但由于有肖胜辉一案的胜利，我决心深入介入此事，便信心百倍地到望江路派出所找办案警官了解情况，警官看了我的记者证：“这种事你们也管？”我马上答道：这是刑事伤害案，也是消费者投诉案，既然有事主投诉，市场与消费报也不应埋没“消费”二字。我们不希望这事成为教师节的谈资。这位警官指着墙上的各种案件处理进度表，希望求得谅解似地说：“我们的办案压力也大呀，你看这破案率管着我们，不会忘记这事的。”随后，他详细介绍了案件的调查情况。我迅速将事件的经过写成新闻并配发了评论。此后，在我们的追踪报道下，事件很快有了眉目，因牵涉到川大教工子弟，事主双方达成了和解。事件虽然艰险但新闻监督却比较顺畅，以笔为剑也连起了我与川大这帮学友的感情，几乎每次聚会，闵莉都要不失时机地将话题引到这上面，以表示她的感谢，即便这些当事人已成为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

　　虽然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我希望行万里路、揽天下胜、阅万众心、表公正情的平台市场与消费报已不复存在，但与川大相关的这两件介入生活式的新闻采访，也是我国新闻监督的一个缩影。我想：无论是惜字如金，还是洋洋万言，只要笔下有了公心，就不难理解文论家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论。旅游娱乐场所接连非法宰客，触目惊心，这既是那个时代一些人发财无术、梦想畸形致富而生的乱象，也是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因公共治理不到位而导致的社会盲角。此时，作为社会良心代言者的媒体主动介入生活，成为那个时代媒体的集体自觉，也产生了百姓当中有极大影响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名牌栏目。市场与消费报在这股舆论觉醒的大潮中也不甘落后，刊登了大量曝光类文章，影响力也日益增大。由于服从国家办报政策的调整，市场与消费报在行政划转后消失，但它在舆论成为社会生活重要力量的时代所激起的点点浪花不也是在历史的点缀和点缀历史中令人瞩目？当我在广元市工商局退休干部席明朗先生的博客中看到我的名字，回忆起我以《拿起笔来鼓与呼》为题对广元市中区一群笔杆子的新闻报道，市场消费报的这段经历便历历在目。顺从舆论、服从民意，上述两件并不远逝的记忆难道不能听到政治文明的脚步踏蹋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