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经济中心和重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然后继续向西-亚太地区移动，这是经济史角度的观察和判断。而在未来新的经济中心构造过程中，中国和印度成为最有潜力的两极，对于中印谁将领先的讨论日渐激烈。印度是公认的继中国之后又一个经济改革成功的例子。本文尝试对中印两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加以对比，对两国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和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比，中印在大的发展阶段上存在相似性。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考虑到建政时间比印度晚两年，可以认为中印两国几乎是在同一阶段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路径。之后，印度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而中国却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1978年，中国开始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应该说，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新的经济建设时期。而印度则从1981年开始启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印两国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在线。
一、 印度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
印度独立后的近四十年里，推行的是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直到改革之前，商业控制在政府手中，由于征收高额的税收和进口税，价格居高不下。印度政府也制定了严格的外汇管理条例，外资在印度投资和经营都受到限制，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而在农村，农业收入不收取任何税费，农村居民也没有商品消费能力。
印度与中国类似，都经历过长期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在独立和建政后，对于国外资本和国际贸易有限制，都采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赶超战略，全面实施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印度广泛采用了许可证管理制度，重点发展重工业，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八十年代之前，三大产业发展都很缓慢，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第一、二产业发展陷入低谷，而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稳定。
表1 印度的国民经济三部门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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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
1951-1960 |
1961-1970 |
1971-1980 |
1981-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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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
2.7 |
1.5 |
1.7 |
2.6 |
|
（农业） |
2.9 |
1.2 |
1.9 |
2.9 |
|
第二产业 |
6.0 |
5.5 |
4.7 |
7.4 |
|
（制造业） |
6.1 |
4.7 |
4.9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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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
4.1 |
4.4 |
4.6 |
6.2 |
|
GDP平均增长率 |
3.4 |
3.6 |
4.1 |
5.9 |
数据源：引自徐滇庆等（2009），De Long(2003)
按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成果（Fisher,1935;Clark,1940;Kuznets,1966,1971；Chenery,1979）,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产业结构的变化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互促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依次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断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上升。
农业占比的减少，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指标中较可靠的一个参照物。从图4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农业占比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1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如果以世界平均水平为参照系，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差一个数量级。印度的农业占GDP比例下降的速度低于中国，未见到有加速的迹象。
图2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从经济增长的实例中可以发现，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在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服务业的占比逐渐超过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但是，关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关系，仍未有明确的结论。我们将中印与同处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韩国在1991年，制造业发展到了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考虑到韩国属于小型经济体，其发展阶段较为紧凑，而中印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但是，可以看到，如果以高速工业化作为判断标准，中印两国的制造业增速都偏于平缓，而印度的制造业总量显然距离其应该达到的规模还相差甚远，印度还需要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
图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从韩国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看到，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的速度有所减慢，实际上是为制造业发展让路，使得有更多的资源从第一和第三产业中转移到制造业，这一过程在1981年基本结束，此时第二产业进入了发展中期，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使其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当制造业在1991年开始减速时，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获得提高。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要比中国高。
从1975年到1979年，印度制造业进入相对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到1990年为其制造业发展的相对平缓阶段，之后进入震荡期，然后进一步提速。对应于上述三个分期，可以发现，从1973年开始到1996年，印度的第三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制造业增长出现明显波动时，可以看到，第三产业也出现同步波动，但方向正好相反。这说明印度的第二、三产业也存在替代关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非基于第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在1983年以前，一直集中发展制造业，之后进入第三产业增长时期。而制造业从1980年到1990年间，进入了一段向下调整，之后呈波浪形拾级而上。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同样存在替代关系。
通过以上比较，从总量上看，可以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发展各有待改进之处。印度存在制造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占比较大，工业基础薄弱导致增长后劲缺乏的问题。中国则出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缓慢，未能及时将资源分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印度农业比重一直比较大，直到2004年才被制造业超过。而制造业由于高科技部门占比较高，吸收劳动力有限，使得印度非农就业人口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少部分高科技制造业，如IT、制药等[3]，以及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相关的服务业外包 [4]，显得支撑面狭小、单薄，不足以为庞大的经济体提供足够大的发展动力。印度需要拓宽工业基础，延伸制造业价值链，做大第二产业。中国的经济主要依靠制造业以及投资拉动，前者以劳动密集的低端加工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为主，高科技部门有待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必须立足全国，就地吸收富裕劳动力，同时，还需从农业和制造业中释放部分劳动力，提高工业的技术含量。通过迅速扩大服务业的经济规模提升第三产业占比。
二、 中印经济优劣势对比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无非是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合理配置下取得的，制度、文化、市场、自然资源拥有量等因素提供了发展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市场（主要指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限制等因素已经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缺乏以上两项但取得了良好发展的例子随处可见。
我们从经济相关的变量入手，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
（一）、是人口陷阱，还是人口红利？
印度人口约11.19亿人（2006年），从1983年到2006年就业资料（A.C.Dhas and M.Helen,2008）来看，总就业人口从3.0275亿增加到3.8491亿人，增幅不大，就业率还不到34.4%。而新增的就业人数，据估算，从2007年开始到2023年，每年增加2600万左右。印度的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识字率只有61%（2001年）。这些人无法就业，也很难培训成为产业工人。麦肯锡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到2010年印度软件业将创造230万个就业机会，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650万个。而据研究机构估计，印度每年只能培养40万名工程师。仅靠信息工业和服务业，无法满足就业需求。印度存在就业面窄、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等问题，劳动人口由于难以被社会吸纳，有落入人口陷阱的可能性 [5]。
中国的每年新增就业人口据估计从2010年开始，从2500人左右回落，到2020年达到1300万人，之后再度回升。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约600万人，而中国的识字率约为90.9%（2001年）。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培养了大约2亿产业工人。因此，尽管同样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中国的困难与印度不同，人口素质的平均水平相对较高，只要扩大产业规模，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即可解决。
（二）、储蓄及资本投入
印度在50年代初的储蓄率相当于GDP的6%，70年代的储蓄率是21%，在之后的20年里，储蓄率变化极小，在20%-24%之间波动。近5年储蓄率显著增长，达到了34%左右。印度的年投资率在1950-1951年间仅有14.7%，在1990-1991年上升为22%-23%，在1994-1995年上升到25.2%,仍远小于中国的超过40%的水平，2008年超过了40%，导致其基础建设投入远远不如中国 [6]。而且由于投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GDP提升作用不大。
图4 固定投资占GDP比例
（三）、技术水准
印度从80年代开始，确定选择高科技作为发展的主轴。经过20多年的努力，2000年以后，印度的软件业、汽车零部件工业、制药业和化学工业成为印度的出口主力。1994年印度通过了版权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印度的专利申请从1994年的4800件上升到2002年的91924件，增加了19倍。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科技大国，拥有400万科技人才，排在日本、英国等研发大国之前。另外，印度科技和服务业人才的英语水平高，相对成本较低，具有较好的性价比和竞争力。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研发中心。最近10年来，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
技术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定论。在索罗模型里，技术进步的影响被处理为一个残差项。笔者认为，该模型中的这个残差项，实际上包括除了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所有影响因素，并非只是技术进步，甚至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技术进步并非是其中的最主要成分。从一般意义上讲，适当的技术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对于具体的技术而言，那么在估计其对经济的正面作用时，需要考虑与上述行业相关联的产业的广度，以及这些产业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例如在印度，技术如果只限于制药、化工、纺织、汽车零部件、软件等少数行业，尽管具有优势，但限于产业链条较短，较难形成足够大规模的制造业经济。印度尚未发生基础广泛的制造业革命，而是靠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印度制造业发展中的软肋。
（四）、基础设施
印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破旧不全的基础设施状况，严重地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活跃度。近几年来，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印度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0-2001年的增长率为6.1%，而2005-2006年的增长率几乎翻番，达到12.1%。大规模的市政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印度政府和印度建设协会（Construction Federation of India）预测：在未来10年里，印度建设行业将以15%或更高的速度增长。
印度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预计将达到3560亿美元，而印度第10个五年计划（2002年4月-2007年3月）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为1680亿美元 ，增加的投资额中大部分有望来自私人投资。
表2 印度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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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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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2006 |
增长倍数 |
1980 |
2006 |
增长倍数 |
|
铁路总长（公里） |
61850 |
63221 |
1.02 |
52500 |
75438 |
1.44 |
|
公路总长（公里） |
1633300 |
3316452 |
2.03 |
980000 |
3580000 |
3.65 |
|
机场（个） |
364 |
364 |
0 |
330 |
467 |
1.42 |
|
水泥（万吨） |
1866 |
12500 |
6.70 |
7986 |
96681 |
12.11 |
|
煤炭（亿吨） |
1.19 |
4.62 |
3.88 |
6.2 |
23.73 |
3.83 |
|
钢材（千吨） |
6800 |
50200 |
7.38 |
3721 |
468933 |
126.02 |
|
电能（10亿千瓦时） |
129.2 |
744.3 |
5.76 |
300.6 |
2865.7 |
9.53 |
数据源：引自徐滇庆等（2009）
从中可以看出，印度在基础设施相关投入的绝对量较小，增长率多数低于中国，在机场建设方面，甚至出现了20年未建新机场。除了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电子信息时代还应关注电信和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图5 移动电话使用情况
印度每百人的移动电话数量从2000年后开始有较明显的增长，中国则是从1996年开始快速增长。截止2008年，印度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是30.43台，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50%。2007年，印度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电话数量是12.7台，中国是56.6台。
印度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程度更为落后，起步时间与中国相同，但是增长速度远落后于中国，到2008年，印度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为4.54人，而国际平均水平是23.93人，中国为22.5人。
图6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五）、经济开放度
我们可以从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角度，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由于各国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国情不同，这里不再以国际平均水平作为参考的标准。仅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
图7 进出口占GDP比例
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奉行进口替代政策。之后不断放宽进口，1992年5月起，印度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制定了较为完整、稳定的外资政策，对引进技术、促进出口和重点发展部门的国际投资予以税收和股权方面优惠，并开始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与技术的消化扩散相结合。2000年以前，印度的进出口占GDP比重呈现缓慢平稳增长状态，此后进入快速增长期，成长速度快于中国，但无论从占比还是绝对量上仍与中国差距不小。
从传统货物出口上看，中印在产品门类上区别不大。印度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其服务贸易发展很快，在1997年之前，印度服务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上下，自1998-2007年最近十年，印度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不仅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2007年达到31.2%，且其中有六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货物贸易。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印度第一大出口行业，在世界出口国家中也排名前列。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为7.6%，印度为15.2%，服务贸易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运输和旅游二项合计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60.5%，而印度的这二项合计仅占出口总额的23.8%（2005年），另外占了其出口额一半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所占比重也较大。从进口行业结构看，印度的运输占其进口总额近一半，其他商业服务和旅游二项合计占46.3%，其他各行业的进口比例较小且比较平均。印度在进出口方面体现出了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开放程度不断扩大。
图8 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净流量)
印度的对外投资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起步，但由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早期的发展极为缓慢。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每年流量在1994年以前都保持在较低水平，经过90年代的经济改革，印度的对外投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开始缓慢增长，直到2005年开始，才进入加速阶段。而中国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从1991年开始进入加速阶段，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快速上升阶段，并从总量上远远超过了印度。这可能与印度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的活动中，以中小型跨国公司的表现最为活跃有关。
印度利用其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丰富和廉价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多为资源输出型和劳务输出型。印度与南亚各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有认同感，该地区是印度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区域。印度跨国公司也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印度企业往往寻求利基市场，通过直接投资获取较高的收益，掌握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英联邦国家是印度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区域。印度一些技术先进的制药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工业企业和软件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中印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和单个项目规模上比印度大，但是在投资机制和配套方面，以及投资的收效方面，往往因体制上的缺陷而降低了效果。
整体上看，印度的经济开放性比中国略高，而且在某些技术部门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多在传统行业领域发挥比较优势。如果将中国比作一只大军，那么印度的对外投资企业则像是突击队，卓有成效但规模还比较小。
（六）、市场自由化程度
衡量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我们主要从上市公司的情况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难易程度等方面来进行比较。
印度证券市场已经有132年的历史，在市场结构、运作效率及质量方面号称可同发达市场相媲美。目前全印度共有23家证券交易所，其中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有NSE（National Stock Exchange，印度最大的交易所）和BSE两家，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可以访问其交易系统。交易品种跨越股票、债券和各种衍生品（指数期货、指数期权、股票期货、股票期权等）。
图9 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例
印度的上市公司有10000多家，列世界第一，其中，有4000家以上的公司在地区性交易所上市，交易量号称列世界第三位，股票期货市场号称全球最大，交易非常活跃。印度证券市场资本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仿，高于许多新兴市场。
图10 企业开业所需时间
印度在1991年之前实行的是许可证制度，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住选择权，有一个例子，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的Infosys在1981年成立时，用了18个月才拿到经营执照。 1991年印度的改革才废除了许可证，从上图可以看到，直到2006年之前，在印度开办一间公司所需的时间都超过中国，2006年以后，印度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很快，而中国在这段时间不仅没有太多改善，还有所退步。
（七）、可持续性
经济的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其推动因素能够以协调的可再生的连续的方式对经济活动提供动力。我们可以从通货膨胀水平和发展趋势、人均能源消耗等指标上对经济的可持续性能力作出比较和判断。
图11 通货膨胀率
印度的通货膨胀水平在1991年改革之前，变动幅度很大。之后呈现逐步降低之势，但是，从2005年开始，又重拾上升轨道，2008年达到6.22%。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6日发表亚太经济体调查报告预计，2010年印度的通胀率将达到7.5%，超过中国约3%的通胀水平。过高的通胀对于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负面的，但是，知道目前为止，印度的通胀变化幅度仍比中国小，市场表现出较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中国在经济活动中，则更多地依靠政策等非市场因素对通胀水平进行人为干涉。
图12 电力消耗（人均千瓦时）
中印两国的人均电力消耗和人均能源消耗水平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按2008年的资料计算，中印两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36.58%，对于全球能源的消耗构成沉重负担。特别是中国，电力和能源的人均消耗水平不仅高于印度，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速发展趋势，在短期内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对经济发展形成阻力。中国尤其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采用节能环保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图13 人均能源消耗（相当于石油消耗量，单位公斤）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用雷达图表示出中印经济从现在开始的10年内的优劣势差距，如下图。中印的差距并不大。
图14 中印经济优劣势比较
三、 中印制度优劣势及胜出的障碍
在讨论中印经济发展差距时，最大的争议是制度和现阶段的基础设施、人口素质方面的差异。前者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后者则主要取决于经济方面的因素。
印度的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就已经起步了[7]，并且刺激了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即便之前的经济政策也并非一无是处，Pursell（1992)的研究指出政府不惜代价地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使印度建立极其广泛的工业部门结构，实现了高度自给。应该看到，在经济自由化开始之前，刚独立的印度和刚建政的中国都需要一个自我重整阶段，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发展只能是一段时期的政策，持续下去只能再次成为发展的阻力[8]。
改革的影响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由化政策的确促进了进口需求的提高。 自由化的影响可以从进口占GDP的比例中看出来。1976-1977年该比例仅为4.1%，1977-1978年的贬值使该比例提高到5.1%，以后几年略有下降。到1985-1986年拉吉夫·甘地启动改革以后，该比例持续提高，到1989-1990年达到6%。Panagariya（2003)曾系统地论述过，降低和取消贸易壁垒是维持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也不例外。另外，改革的影响还表现在更高的工业增长率上面。Desai（1999)指出，“尽管变化很复杂，但工业的年增长率已从1985-1986年的4.5%提高到了 1989~1990年的10.5%”。 Goldar和Renganathan（1990)指出，资本品部门的进口渗透率从1976-1977年的11%增加到1985-1986年的18%，此后继续保持了上升趋势。Malhotra（1992)发现，原来持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例在80年代从6下降到4.5左右，这与Joshi和Little (1994)的观察一致，那就是印度的投资效率在80年代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私营的制造业中。Chand和Sen（2002)更加系统地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他们对1973-1988年的多个产业部门进行了详细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间品和资本品部门的保护程度下降，消费品部门则没有。与前两个时期相比，1984-198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三个部门中都有显著提高[11]。统计检验表明，保护程度每下降1%，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对中间品的影响是0.2%[12]。
中印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显然都得益于经济自由化。但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基础却差别很大。中国仍是集权的体制，而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带有中央集权制特点的联邦制,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及议会选举等[13]。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对印度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
一般看法认为，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会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14]。尽管目前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均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政策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但是，民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15]，但基本上是肯定印度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笔者认为判断一国制度是否优越、政策是否有效，从中短期来看，可参考至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加以判断，而在长远来看，只能参考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指导，并满足“各国应采用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的原则。
图15 中印人均GDP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具有波动性较小[16]，稳步提升的特征。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波动较大，但增长迅速，这个结论同样适合于人均GDP。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9年印度人口数量为120328.1万人，以此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P）约为1025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FC）约为961美元。但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效率并不高。中印两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均在于劳动力，而非人均资源占有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可持续性隐患。
图16 中印人均GNI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中国也超过了印度[17]。但从贫富差距方面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而且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图18 中印两国人口贫富差距
2005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群体占收入的比例，印度为8.08%，而中国不到5.73%[18]。在中国和印度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中，印度的人均收入占比要比中国高，说明中国的最弱势群体的境遇较印度差。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变得更明显[19]。
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绩效角度考察，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内部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效率上看，印度赶不上中国，而从公平和平稳方面看，印度的发展步伐相当稳健。
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联邦财政方面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整体国力以及外汇储备，目前看来也远胜印度。但是，印度的经济开放度多于中国，货币实现可兑换，汇率具有完全的弹性。中印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困难，比如民族融合、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的腐败，此外印度还存在宗教冲突、种姓等级等问题。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穆斯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对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存在潜在的风险。另外，印度存在毛派政治武装力量和地区叛乱，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平衡，但是经济发展上，低种姓群体与其他民众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类似点，境外分离势力的恐怖活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侵蚀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中印两国地理幅员辽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区间发展差距也逐渐扩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引擎是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更广阔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情况各异，协调平衡的难度极大。从1980年开始，各邦的人均GDP平均来说都呈上升趋势，但同时差距开始拉大[20]。
笔者认为，印度表现出了制度弹性高的特征，而中国则表现为经济弹性高的优点。前者使得印度虽然在经济增长进程中还会面临罕见困难和挑战，如今年出现的高通胀，但长期来看，在未来经济复苏后，印度仍有望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速度。后者由于经济体量大，产业层次丰富，表现出较强的宏观经济抗冲击和自我修复能力。
印度在经济发展总水平以及内部结构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如在制造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第二产业的发展不足，长期来看，对印度经济发展仍是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只要能够保持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相信这一问题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步解决。而在制度弹性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显得更为成熟稳定。中国的经济表现得更有活力，但由于制度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不足，较易发生社会政治环境重大波动，从而引发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破坏。如果说，好的制度能够产生好的经济的话，反之则不一定成立，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笔者认为，印度已经基本解决了的政治制度问题，而中国还未形成合适的政治体制。
注释：
[1]本节的划分来自Prem Shankar Jha（2010）。
[2] Bhagwati和Desai(1970)对于60年代末期以前的干预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印度从1940年开始就实行了广泛的进出口控制。1947年独立以后，对进口的限制政策处于时紧时松的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算渐进的自由化时期，但1956-1957年发生了外汇危机，导致了自由化的终结和更广泛的进口控制。直至1966年6月，由于世界银行的压力，印度把卢比对美元的汇率从4.7：1贬值到7.5：1，跌幅达到57.5%，同时伴随着某些进口许可的放松，以及关税和出口补贴的下调，并持续了1年的时间。但是到1968年，国内势力对于贬值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政策反弹，几乎所有的自由化激励措施都被取消了，进口限制重新加强。在以后的年份中，这种制度继续强化，直到70年代晚期的新一轮自由化之前。
[3]印度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量的8%，排第四名，是世界第五大散装药生产国。印度的医药工业有2万个实验室，医药市场规模为53亿欧元。印度也是非专利药品生产和出口大国，2001年的医药出口接近17亿美元。传统制造业里仅有纺织业属于强项。纺织业是印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行业，其产出占GDP的6%左右，吸收了3500万人就业。
[4]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对印度经济贡献最大，占GDP的50%。
[5]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预测，如果印度经济年增长率只有6.5%的话，失业率会攀升，到2012年，失业人口可能会增加到7000万人。
[6]另有观点认为，在二战后，印度的资本品价格较高，尽管储蓄率有增长，却未带来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Jones,1994）。
[7]20世纪70年代早期，印度就采取了逐步放松产业管制的措施。70年代晚期，贸易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1985年以后，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外向型部门的增长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在1980-1985年之间，出口额的年增长率仅有1.2%，而在1985-1990年间达到了14.4%(Pursell，1992)。
[8]在印度，当时的许多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高昂，质量低劣和技术落后的情况普遍存在。原来的某些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产业反而遇到了困难，其中包括纺织、服装、皮革等轻工业部门，以及棉花种植等第一产业部门。进口替代政策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却导致了更多的对设备、技术以及国内供应不足的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到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这些进口需求又导致了更普遍的进口替代政策，包括资本品工业以及研究开发的本土化。但是到1976年左右，很多产业的设备和技术都已经明显落伍(Pursell，1992)。
[9]Joshi和Little（1984)的研究指出，印度政府采取了许多出口鼓励政策，是一种“准东南亚风格的改革”，主要包括： 1985年的政府预算案宣布，对企业的出口利润免征一半的所得税，1988年的预算案更是把优惠扩大到全部出口利润。出口信贷的利率从12%降低到9%。1986年10月，部分出口产业在进口资本品时免征关税。1988年4月，扩大了公开许可的产品清单，某些资本品的进口不再需要进行“本土化审核”。
[10]从1974-1975到1978-1979年期间，进口和出口的真实汇率分别贬值了30%和27%。卢比的真实汇率在此后两年略有上升，然后保持稳定，到1985年以后又持续贬值(Pursell，1992)。80年代后期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对真实汇率的成功管理。从1986-1987年开始，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就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Joshi，Little1984)。
[11]利用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和Collins，2003)的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表明，在控制住政策、要素禀赋和初始收入之后，在1980-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比其他国家每年平均高2.1%。
[12]许多研究认为，印度制造业生产率在80年代增长迅猛(Ahluwalia，1995；Unel，2003)，尽管一些估计结果存在争议(Hulten和Srinivasan，1999；Balakrishnan和Pushpagandan，1994)。例如，阿卢瓦利亚(Ahluwalia，1995)的计算表明，1981-198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前20年高3.2%。
[13]
[14]印度总理辛格认为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具有潜在脆弱性。他说：“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这种民主制度是一种更稳定的制度。“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过4届政府，但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逆转我们确定的经济改革路线。不论政府如何构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胁。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15]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所经济问题专家伏拉基斯拉夫•萨芬认为，沿袭英国政治体制的印度在政治制度上肯定比中国对西方更有亲和力，但将其说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甚至是赶超中国的依据，缺乏根据。
[16]在横截面分析中，印度的超常表现非常明显，其幅度已经超过了前20年中的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1960-198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实际上，在所有地区中，印度经济增长的标准差最小，尽管其方差系数比中东、拉美和亚洲要大。然而，从1980年到1999年，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无论是以标准差还是以方差系数衡量都是最低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东亚，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则超过了所有地区(包括东亚)。有趣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在80年代比90年代更稳定，这一点和以前的一些看法相反。
[17]按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衡量国民经济福址和生活水平的经平均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为11502港元（约1475美元），而印度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为9346港元（约1200美元），是中国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的81%。 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算术平均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在6%至9%之间，印度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在11%至15%之间，两国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年化差率在5%至6%左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截止2006年，人均收入已经翻了11倍，从151美元增加到2010美元。
[18]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指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而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
[19]根据2009世界人文发展报告（UNDP），中印两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15和0.368，2009年有专家估计中国基尼系数更高达0.47（周天勇，2010）。
[20]一项关于40年来各邦人均收入水平(五条件)收敛的检验证实了转折点的存在.对于60年代和70年代来说，收敛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来说，这一系数有所上升且统计显著。收敛系数的大小表明在后20年印度各邦的人均收入以年均1.2%的速度发散，这被称为“增长中的差距扩大”(Pritchett，1997)。
主要参考文献：
[1]Prem Shankar Jha，Crouching Dragon, Hidden Tiger：Can China and Indi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Soft Skull Press, 2010),pp.13-20
[2]ICC：《基础设施投资》，《建筑机械》（下半月刊），2007年第4期，第20-23页。
[3]【德】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印度史》（王立新，周红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410页。
[4]【美】丹尼·罗德里克主编：《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张宇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23页。
[5]【美】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黄仁伟，吴雪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6页。
[6]徐滇庆，柯睿思，李昕：《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比较》，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