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丁玲的风雨人生（6）
“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仍然受到重用，从1950年到1955年底，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那时，文艺界的很多工作，大都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与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乔木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好。而在胡乔木主抓文艺界工作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的文艺整风是从批评电影《武训传》开始的。张光年当时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便去找周扬。他到周扬那时去诉苦，周扬却对他说：“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是指无产阶级立场。
10月9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毛泽东同意他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去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时间一谈”。
毛泽东把周扬叫到中南海，对他的批评很厉害，回来后周扬的情绪恶劣。张光年问他，他没有多说，只是感慨地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不过周扬到湖南后不久，便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原因是，1952年初，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快开会时，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其他没有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毛泽东批评胡乔木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毛泽东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胡乔木管，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因此，周扬与胡乔木和丁玲之间的恩怨也产生了。此后，就是周扬主管文艺方面的工作了。
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风分子。
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
由匿名信追到陈企霞追到丁玲，追到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时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议。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扬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
丁玲、陈企霞被指控为“丁陈反党集团”。
1955年8月3日至9月6日，中国作协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刚刚开完，法国作家萨特与女友波伏娃来华访问。由于女作家陈学昭留学法国多年，熟悉法语，作协领导便要她全程陪同。他们先去了东北哈尔滨、鞍山和抚顺，回到北京后，客人又提出想见见两位作家，一位是老舍，一位就是丁玲。作家协会经过研究，满足了客人的要求。
波伏娃在丁玲家里，看到桌子上摆着画笔，就问丁玲是不是在作画，丁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回答。丁玲好客，在家中设宴款待，她家的厨师老关，做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田鸡腿和核桃酪。丁玲还特意从萃华楼饭庄叫了一道鱼翅菜。
那时丁玲住在多福巷16号，一个四合院，地址在王府井北边的一条胡同里。
波伏娃并不知道，丁玲刚刚经受了严厉的批判，即将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更不知道，陪同他们的陈学昭，就在会上揭发了大量丁玲“反党”的材料。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丁玲一定出语谨慎，两位作家自然不可能碰撞出“欣悦的火花”。
28年后的1983年4月，丁玲访问法国时，丁玲在巴黎再次会见了波伏娃，那时波伏娃已经75岁，这一次她们谈得很投机。
1956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陈学昭热情接待，安排丁宁住在自己家里，请她喝咖啡，看照片，陪她游西湖，但是只要丁宁一说明来意，陈学昭就面露不悦，把话岔开。一天深夜，丁宁从睡梦中惊醒，只见陈学昭身着一袭白色睡袍站在她面前，告诉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都不作数！”丁宁十分明白：陈学昭为这事夜不能寐，十分悔恨和烦恼。
事过28年之后，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她写道：
“小组长Ｙ……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句，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Ｙ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Ｙ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Ｙ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大右派”，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取消原干部级别，在全国报刊杂志上遭到批判。8月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1958年1月，毛泽东还特意为《文艺报》第二期改写《再批判》的按语，号召全国人民和文艺界批判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并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人民和共产党。”还称她是个“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的丈夫陈明受到牵连，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黑龙江的853农场去劳动。那里一片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气候寒冷，异常艰苦。但是那种改天换地的生活却吸引着丁玲，更主要的是，她想要和陈明在一起，因此，她向作协党组提出，要求去北大荒参加劳动，作协党组却迟迟没有答复。
初春的一天，王震来到陈明那个新建生产队，看望在那里劳动的右派们。王震讲话头一句就是：“我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啊？”大家都说：“要！”他又说：“共产党准许犯错误，有点什么错误没什么，右了没什么关系嘛，右了还可以向左转嘛，我给你们这个村起个名字，叫‘向左村’好不好？”大家高兴地大声回答说：“好！”
王震讲完了，陈明去找他，说丁玲也想到北大荒来，可能作协有些顾虑，是不是请王部长回到北京提一提。王震十分爽快地说：“好嘛，丁玲来，我欢迎，我同意她来！”丁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使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后来，丁玲充满深情地说，这几句话就像寒夜中划亮的火柴。
在王震的关心下和过问下，不久，丁玲来到黑龙江密山县，当时那里是铁道兵农垦局所在地。她见到了王震，王震对她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王震还告诉丁玲，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王震把丁玲和陈明安置在佳木斯附近的汤原农场，丁玲被安排到畜牧队养鸡。
同年，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数次点了丁玲的名，并说：“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1960年，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丁玲也收到通知，通知上说她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她想了想，还是来了。在文代会开幕的那天，毛泽东也来了。丁玲在会场上看到了他，很想走上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但她毕竟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太婆了，没有了过去的勇气，只好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丁玲是“反党分子”、“投降分子”、“闹独立王国”、“搞个人崇拜”等等。艾青听不下去了，就发言说：“文艺界总是有一伙人专门整人，另有一伙人专门被整。不要搞宗派，不要一棒子打死人!”这几句话，引火烧身了。不久，艾青也被逼着做检查。艾青对妻子高瑛说：“我检查什么？我错在哪里？一个人总该有点正气吧!”
艾青被迫不得不检查，但他言不由衷，不得不应付。艾青不想吃，也不想喝，觉也睡不好，坐在椅子上目光发直。他对妻子说：“我们结婚了，我一心想和你过舒心的生活，可是天不从人愿。高瑛啊，你嫁给我后不后悔？”
高瑛说：“我无怨无悔，嫁你嫁对了。”
12月，中国作协党组织决议，开除艾青党籍，撤消一切职务。艾青的精神崩溃了，他用头撞墙，半夜爬起来指着墙壁问：“你说我反党了吗？”艾青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了，高瑛非常害怕。一怕他疯了，二怕他死了，一天24小时守着他，劝他，宽慰他，让他感到家庭里有温暖，有一个离不开他的妻子，还有不能没有父亲的儿子。
1957年，丁玲被划为“右派”。适逢留学苏联的儿子蒋祖林(丁玲惟一的儿子，与胡也频烈士生)回国休假，他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陷入极度痛苦中。组织上要他揭发他妈妈的反党罪行，他却无从说起。丁玲对儿子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去苏联，回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家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并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对儿子说出了这几句话。她是怕儿子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这是一种复杂而酸楚心情的流露。
正好是1957年，暑假，蒋祖林与心仪已久的李灵源第一次见面了。李灵源的大姐李纳是蒋祖林在延安读中学时的老师，解放后李纳与丁玲同在中国作家协会共事，比较熟悉。李灵源在1950年由云南去北京，李纳带她去看望过丁玲。一来二往，彼此有好感。蒋祖林和李灵源相互间了解已有多年。这时，李灵源已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任北京艺术学院助教。李灵源与蒋祖林见面后，并未因为丁玲成了“右派分子”而疏远，反而相爱了。丁玲知道此事后，写信给李灵源说：“希望你相信我，为了一家人的幸福，我会努力，希望你与我们一起等待那美好日子的到来。”李灵源及时回信称丁玲为“亲爱的妈妈：我用世界上最神圣的名字称呼你，因为我太爱你了。你的信使我好几天不能平静，你的意味深长的信，使我沉思。我一定永远记在心上。祖林的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爱他，从来不曾这样爱过。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更多的爱来爱他，请你放心。”
李灵源所在的学校得知她和丁玲的儿子相爱后，有人劝她，“要考虑自己的前途。”李灵源说：“母亲是母亲，儿子是儿子，我为什么不能跟丁玲的儿子好。”事隔一天，学校便通知她，因为“工作需要，支援外地”，把她逐出北京，调去安徽芜湖。然而此举并未阻断她和蒋祖林的爱情。1959年4月，李灵源和蒋祖林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丁玲给孙女取名胡延妮，表达她对胡也频和延安的深切怀念。
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的陈明要去北大荒。丁玲在多福巷院子里送走陈明后，那强忍着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个劲地往下掉。他被打成右派，还不是因为她？她心如刀绞，痛楚难言，她只能默默祷告陈明一切平安。果然，不久丁玲接到了陈明的充满乐观精神的来信。陈明在信中说：“王震同志向我问起了你，我把你也曾打算来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希望得到支持。王震同志当时满口答应：‘好嘛，她来，我同意。’”这封信给了丁玲莫大的温暖，王震将军是了解她的，是关心她和陈明的。她决定马上奔赴北大荒，同丈夫一起在这块黑土地上安家落户。
1958年6月，丁玲戴着“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来到了北大荒。
丁玲永远记得王震在密山初次会见她时的话：“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又说：“我已经通知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
1958年7月3日，丁玲和陈明来到汤原农场。丁玲在畜牧队，陈明在第二生产队劳动。
王震对丁玲一直非常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谈谈，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一次，王震发现丁玲的左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的结果后，对基层干部说：“思想改造不是肉体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