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型转应用型的伪善
——研究生培养方向如何才能把高倍度近视的邋遢眼界转为高山仰止的崇高境界？
教育部公布今年研究生招生又有调整，除了大伙关心的什么名额，比率，专业投向、为应对就业压力而改变的招生策略之类以外，教育部又在不起眼的地方塞进一条，就是更大比率地将学术型研究方向调整到应用型研究方向上来。至于是一条持续的调整路线呢？还是为了缓解今年的就业压力，教育部就是不说，反正他们就是不让我们心里清楚，咱们也习惯了心里长期一直就保持着这不清不楚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亲民行政的惯常真相，这就是当我们发问，我们的子女被教育成什么样子时，我们所得到的含混而糊涂的许诺。
当每年诺贝尔奖金发放时，大伙就都凭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一股脑地开始攻击替强权张目和背书的诺贝尔，少有人站出来指责教育部迂腐落后的教育思路与体制。我们的校园里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除了在校园子里的人们嘴里天天含着的那些毫无意义的麻木话题之外，有没有人客观地观察过那里面的江河日下与泥沙淤积呢？我看很少有人再来掏这个久违了的老粪坑子，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校园子里现在也跟大街上一样，全都掉进臭钱眼子里去了，还有谁现在肯来嚼这研究方向之类的连肉渣都被舔光了的干骨头？
应用？应用个屁！等你们把那华罗庚、邓稼先、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袁隆平、谷超豪、孙家栋都应用光了以后，我看还怎么继续应用下去咯？这些科学大腕们没有咱们今天的应用型培养方向的体制，怎么就这么众志成城？怎么就这么经久耐用了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后继学术阵容却显得是那么的稀稀落落，莫名其妙。就相当于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非常浪漫地吻瘫了美国全球的安全体制那样地奇怪而突然地就出手不凡！
我们的应用型研究方向是怎么大声鼓气地喊出来的？我是说其创作思路是怎样的？应用就是应用嘛，还研究它干什么？比如说教授们都跑到校门口去卖烧饼，这估计有点不堪；那就再拐个弯去隔壁的科技开发公司整点活干，比如就拿一把电烙铁焊一焊印刷版也行，反正有钱就行！难道这和就在校门口卖卖烧饼有区别吗？真是的，这眼镜就是掩耳盗铃的经典啊，明明去偷菜，还硬说去考察，活得真累！应用型研究方向无非就是有了更为直观的研究经费的申请理由和更为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借口；有了应用型，我们的校园子就与国家富强更为直接地连成了同一片菜园子；有了应用型，我们就能把这校园子里面的斯文一直保持下去，同时还能不用太费事地就能达到悄无声息的小康！虽然如此整法显得来有点格调低下。
我就没有反对过应用型研究方向的存在，那些自然的花朵有谁会去以践踏为乐呢？我是反对强行将学术型转为应用型，更反对更大比率地增加应用型而减少学术型。自然的应用型就该是应用型，同理，自然的学术型就该是学术型，干嘛要转来转去呢？你教育部也是人，你就比那上帝还牛逼吗？你就能决定让人家转嫁？那你教育部从明天起就转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好吗？这真是一个无事生非的博傻时代！反正能弄事就行，而不管弄出的是些什么事。
这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也能随着就业形势调整？就如同第二套房政策随着房价调整一样？真是咄咄怪事！这又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流行于西方的说法好啊：“这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空间，那里面除了流氓，就只剩傻子了”。我看我们就是傻子无疑了，反正这顶帽子没人会来冒领。那谁是流氓了呢？我们无法定夺。我们的部门时常盛产出一些莫名荒诞的话题出来，让大伙在一惊一咋之中陷入“丈二和尚”。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不堪现实，那就是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大脑虽仍然躲在校园子里，但其灵魂全都陷入了贪图缺乏格调的小康算计里去了，还在边干边喊着就拿我们的使命去换取这些佝偻的破烂也在所不惜的愚蠢无智的肮脏口号。不然，这教育部的文化与传承上的肆虐行径就不会有基础和所谓的民意，也就很难行得通咯。
我们应用了近60年了，结果一个像样的自产成果都不是应用所培养出来的人给弄出来的，全都是那些在全面应用肆虐之前被培养出来的人杰所起获的。我们曾经为抓革命促生产而应用过，也为保卫毛主席而应用过，又为夺回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应用过，还为粗放型gdp增长应用过，更为至今仍趴在地下的外向型经济与巨大的产能去不遗余力地应用过，现在，估计又要为就业压力和为国分忧而再去应用一回！
当我们长期坚持蔑视理论创新，把干这种活的人全都逼成了陈景润那样的傻子；当我们如此没有格调地无视理论涵养，把脑瓜子灵活的人全都赶进抢钱的泥坑里去一起瞎扑腾；当我们消灭了一切敢于悄悄地摸到科技大厦电源控制室里，妄图把总闸门拉下的小伙子们以后，我们民族的命运将会是怎么的一幅图像？那将毫无疑问是一幅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好歹不分，大家不分老少地抱在一起，去一边跳下悬崖，一边还在猜拳行令地搞智力应用的愚昧景象！
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西南农业大学所产生的中国院士们的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分布呢？侯光炯，向忠怀，袁隆平是旧时代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而后来的孟安明等中青年院士却全是标准的国外培养出来的精英。其它的教授们不是不高明，而是全都安于现状，几乎全都在抗日时期的卢作孚整出来的重庆后花园里埋头应用着园丁技艺，唯一听说得比较响亮的成果就只有重庆火锅里的毛肚保鲜技术被攻克啦！（据技术发明人自述只收到可怜巴巴的1.8万元的经费，却整了近两年）再不就是从深山沟里产出来的山药里提取女性荷尔蒙来取悦女士们的欢心之类，真真是煮烂的鸭子，提不起来哟。我真想再说一遍：为了祖宗基业，为了咱们的后代，为了自己的DNA的体面遗传，为了学者的脸面，为了上帝的荣誉，还要全都去转应用吗？真是转个屁哟！
为什么我们民族再也难以出一群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和道德孔子了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康德、黑格尔、牛顿、光荣的马赫与怀疑着的杜林、深邃的乔治.贝克莱、莱布尼兹、洛伦兹、黎曼、波尔、波尔兹曼、爱因斯坦、汤因比与斯宾格勒呢？即使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掠夺，为什么我们之中就产生不出卢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凯恩斯等大腕牛逼学家来呢？我真真想对准我们民族的学究们光光的脑顶，从楼道顶上往下扔下一块大大的棉被，唬死你们的愚傻，吓醒你们的梦涎，驱跑你们附体的鬼魂，提起你们那久已提不起来的头颅！
干嘛害怕埋头于理论？干嘛认为理论无用？干嘛非得要在楼底下的大街上有用了呢？干嘛非得要去研究别人，而从不思考研究一下自己，以便理论附身后能激起理想的火光，去烧毁那愚傻堵在民族面前的大山呢？
罗马俱乐部作为全球领先的早期智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呼唤学者们脱离俗世的目光，去关注天边的乌云在地平线以下的动向！人类大约十年后就进入了生物技术时代，其全面替代现有技术的可怕图景难道还没有足够地提醒我们吗？我们现在对其领域里高端技术的支撑理论的研究投入是多少？人类大约在50年以后就还会进入材料时代，这就更是当下一个莫衷一是的猜谜话题咯，我估计大伙还在将信将疑中打着梦觉吧？
抬头看看前方，举目望望天外，咱们还有什么脸面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冒充斯文与科学的传人，在教育部的迂腐的训导之下，去冒领庄重的儒生们曾领列队顿首地领取的皇天后土之辉煌？
老夏
20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