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中国，经济指标的数值在快速地成长着，物质文明的成果也在快速地累积着，可作为民族精魂的道德文化，在经历了两千年扭曲、两百年打击、二十年摧残之后，虽然在体制与观念变革和外来文化与思潮冲击的夹缝中已有了二十年的修整与喘息，却仍旧伤痕累累、孱弱无力，这不能不让人叹息、惋惜、感到危机。

    我们的道德与文化在经过那许久的打击与摧残之后，被折腾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虽然经过了二十年不安生的修整与喘息，却依然不具有其应该有的对社会与人的足够约束力与影响力。随便看看一幕幕、一次次发生着的可笑而可悲的奇闻怪事，大致想想一个个、一轮轮火热着的可叹而可哀的大流新潮，就可以很轻易地看到我们的道德是多么地亟需修补与重塑、我们的文化是多么地亟需修缮与重铸。

    那么很显然，时下的中国，亟需那么一批理性地引领者将我们的道德与文化引向恰当而本然的方向，亟需那么一批勇猛的开拓者去对我们的道德与文化进行良好地重塑与重铸，亟需这么一大批视野开阔、思维理性、有所专精的引领者与开拓者走出来，承担起重构道德文化、引领时人走上寻觅人生自在与生命实在之路的的重任、引领我们的民族走出波折与纠扰、走向强大与成熟。

    而要去做一个合格的引领者与开拓者，必然得先对这个世界的规律与法则有个清晰地把握，必然得先对人生中的般般与种种有个一定得觉悟。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观自在菩萨（即观音菩萨）说：经历，经历，超越经历，超越那经历，成就得菩提。（即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he)）。

    世间万物，皆随时势而聚散；世间万法，皆随机缘而生灭；惟一理真如，如主宰者般超然于时势机缘、长存于时空万物衍变生灭的过程之中。故认知之过程，必先探查万物而得时势机缘之特性，之后藉此以推括万法而明机缘生灭之理。

    明于一物，可使一物为我所用；明于一法，可使一法为我所用。然世间何止万物、何止万法！故欲得生命之圆成而通达于时空物法，便须于万物之性、万法之理中推括出万物万法之根本——真如不易之理，道、圆觉抑或根本律。一人之所明，愈接近于此真如不易之理，愈接近于道、圆觉抑或根本律，他便愈接近于明了时空万物的本质、愈接近于生命之不惑、自在与圆成。

    人得父母之精气而生，汲天地之灵气以长，因有食色之欲而得延续繁衍，因有悲喜之情而得提升演进，因受欲与情之纠缠而常陷于烦扰、失察于自然之道、难脱于无明。

    无明之众生欲摆脱无明、摆脱诸般纷扰困苦，其所可为者，惟经历万象、体悟万物，超越般般淆乱之表象而得种种有为法；再经历、精研种种有为法，超越种种有为之心念而得那如如不动真如一理。由此似乎可言，生命的全部便在于经历与超越。经历苦乐喜悲，超越欲情贪痴而得心神之恬安；经历穷通明迷，超越得失执著而得自在之菩提。

    如此终得菩提而觉悟、摆脱无明而长得自在者，自古以来，虽不算多，也不为少。

    其中觉悟之尤为圆成者，如古希腊之苏格拉底、古印度之佛陀、中国春秋时期之老子等等，如黑夜中之明星，引领着同时代乃至其后千百代人向着觉悟与自在、实在与幸福的前行。

    至于觉悟高绝者，每时每代大都有一批随自然机运应时而生，引领一时世人之修行，如战国之庄周孟轲、汉时之司马迁、魏晋之王弼、唐时之玄奘慧能、宋时之二程朱熹、明时之王阳明、清初之王夫之等等。

     余者，则或因机缘，或因秉性，不显达于丗，终生隐居深山或潜游尘世，如晋之葛洪、唐之吕洞宾、宋之陈抟、金之王重阳、元明之张三丰等等。

     当下，大致便处在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所论之姤元、大过会、姤运、鼎世，正是创建与构筑的好时期，生产技术获得大发展，人之生活渐趋优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般磨难之后，也终于渐呈革故鼎新的复兴之势。

　　可正如圣者老子所言，苦乐相伴而生，祸福相依而存，得于此必然要失于彼。当人耽之心思多着于外在之福乐时，往往难免生出愈多内在之忧苦。

    正所谓，其外重者必内轻，逸于外在之愉乐者，必然难免怠惰于内在之修为。如此，则难免缺乏应对烦扰之从容淡然；如此，则心思之忧苦、神识之迷乱从生矣。

　　对于体制与观念正破旧构新、道德文化正在创伤与冲击中寻求重铸的国人来说，所要面对的此般困扰，自会尤甚。

　　因而，当此之际，中国亟需一批视野开阔、思维理性、有所专精的引领者与开拓者走出来，承担起重构道德文化、引领时人走上寻觅人生自在与生命实在之路的的重任，引领我们的民族走出波折与纠扰、走向强大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