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果说“五四”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的话，作为“新五四”的“八五新潮”依然是一场不彻底的运动。

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美术领域的“八五新潮”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创新，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

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着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而演变成一场革命运动，其后的变革则侧重于工具理性的路线。

如果说“五四”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的话，作为“新五四”的“八五新潮”依然是一场不彻底的运动。“八五新潮”的创作，基本上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简单模仿。

问题的症结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启蒙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发生。中国意义上的现代性，也根本无法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提并论。启蒙思想家尽管没有放弃信仰，但启蒙运动本质上却是一场脱离神本主义的社会变革。随着启蒙理性之后西方思想的不断下滑，最终是艺术取代宗教的乌托邦，和工具理性的猖獗，这就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

现代性与“上帝之死”这样一个可悲的虚假命题不可分割，因此，即便最具现代性的西方艺术家，如梵高、毕加索、波洛克等，都摆脱不了“上帝之死”所带来的深深的颤栗。这就是为什么荷尔德林、尼采、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最后都疯癫或自杀的原因。

而从来就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艺术家，根本无法体会西方现代艺术家或思想家那种灵魂深处的痛苦，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承载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

由于宗教信仰传统的空白，中国艺术家在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过程中，通常缺乏西方艺术家的那种深度。而一旦沾染了西方现代艺术家所谓“自由”的气息，中国艺术家的“自由”就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演变成一种毫无约束的放肆。中国艺术家对世界的“贡献”，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这种对自由的滥用。

不错，“八五新潮”打破了长期的文化隔离，使中国艺术开始与世界艺术对话和互动。“八五新潮”艺术家们在短短几年时间中，突破了社会现实主义的牢笼，但并没有真正解放中国艺术。

在现代主义艺术取代宗教的乌托邦下，艺术与其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奴役。我知道，现代艺术家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怀着美好的理想，所苦苦构筑的艺术王国，没有给人类带来一丝希望，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奴役。他们不能相信，也不会接受这一论断。但无论如何，事实终究是事实。一旦现代艺术家接受了神圣的天启，他们无疑会为自己的过去而深深地痛悔。

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看看“八五新潮”艺术家们所推崇的西方现代哲学家就知道了，他们所发起的实质上是一场哲学运动。但遗憾的是，这充其量是一场迟暮的运动。

因为，哲学已经终结了。维特根斯坦早已敲响了现代哲学的丧钟。如果我说，尼采是一个怀揣艺术取代宗教梦想而终于梦断的疯子，萨特是一个拥抱自我的可怜虫，海德格尔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搀杂了道家与诺斯替主义的异端，那些崇拜现代哲学的人一定会跳起来。但无论如何，这也都是事实。

启蒙运动是人类在撒旦诱骗下的一次集体沉沦。启蒙思想家虽然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但是和伊甸园中的亚当一样，在撒旦的蛊惑之下选择了知识善恶树，其结局必然是死亡。我们知道，《圣经·创世记》中的记载，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神曾经嘱咐亚当，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任意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却不可吃，如果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

很少现代知识分子能明白这个《创世记》所启示的真理。在这里，生命树代表神自己，而知识善恶树代表撒旦。知识善恶树的意思并不是叫人类放弃知识，而是警示人不要离弃神这生命的源头，否则，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是的，知识善恶树表明人类离弃生命的创造者，而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与伦理。知识善恶树并不是简单的恶，而是包含了善与恶两个方面，这表明人如果离弃神，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堕落的。启蒙理性所高扬的人本主义，实在不过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而已。当启蒙思想家高举人本主义大纛，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际，世界正因此滑向了圣经中所启示的死亡的深渊。

人性，这一美好的事物，正是由于人本主义的知识善恶树本质，而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现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渴望构筑美好的人性，但到头来却发现，不知人性究竟为何物。离开生命源头的现代性，已经失去了真善美和人性的标准。因此，现代思想家才会彻底失去方向，现代艺术才会变得混乱至极。

追随现代哲学家的中国“八五新潮”艺术家们，自然也难逃现代哲学家本身的窠臼。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八五新潮”艺术家却想在中国充当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就无异于在黑暗的屋子里捉乌鸦了。

“八五新潮”企图再续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梦想，岂知这不过是重蹈始祖亚当之覆辙！这再一次印证了智慧之王所罗门的名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现代艺术所标榜的创新，在离弃生命树的前提下，一切都是虚妄中的虚妄。除了形式上的变化外，现代艺术对人类精神，对人性，根本毫无建树，甚至还把人性践踏得体无完肤。

“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主将王广义、舒群、谷文达、徐冰、张晓刚等人都怀揣美好的愿望，他们深感中国比欧美国家落后，因此想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与个人化的精神内核，作为医治中国人精神的良药。他们并不晓得，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的自由与个人主义，并不是西方先进的因素，而是西方堕落的表征。拯救西方的积极力量是信仰，而不是现代艺术，不是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性。

   王广义《凝固的北方极地》系列冷入骨髓，舒群的油画则强调绝对的序列与秩序。作为狂热的哲学爱好者，“北方艺术群体”开口必谈人类精神、“绝对理性”。他们是黑格尔的崇拜者。殊不知黑格尔同样难逃知识善恶树的毒害，他所构筑的庞大的“绝对精神”体系，不过是巧妙掩盖的死亡游戏，是撒旦借以诱惑人类离弃真神的美丽的谎言。

   在谷文达的《图腾与禁忌》中，所谓“深刻的内涵”不过是视觉化了的弗洛伊德理论。作品所彰显的无非是，离弃生命树的现代人，只能把性当作自己的图腾。其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理性思考实际上极其昏聩，恐怕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其意义何在。

   徐冰的装置艺术《析世鉴——世纪末卷》，正是人本主义走向绝境的表征。人类以自我为神的结果，就是发现世界的荒谬与虚无。作品通过变型的汉字展示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透出了十足的神秘主义和彻底的悲观。应该说，在现代性的范畴内，徐冰的作品还是颇具深度的。然而，这种深度不过是理性的深度。它是有限的深度，并暴露了理性自身的虚谎。事实上，没有信仰支撑的理性是无法自足的。而《析世鉴——世纪末卷》之被美术界捧为“天书”，实在是理性献给自己的一个黑色幽默。

   当理性走向绝境之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就只能坠入游戏的泥潭。从吴山专的卖虾，到肖鲁的枪声，“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结局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自戕。

   而最能说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精神内核的作品，却是张群、孟禄丁合作的油画《在新时代——亚当与夏娃的启示》。这幅借鉴了《圣经》素材的作品，实际上并无真正有价值的启示，而完全是一曲世俗人本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赞歌。作品通过超现实主义手法，表达了冲破戒律，面向未来的现代主义精神。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是要颠覆《圣经》，鼓动人去品尝禁果。这是西方启蒙运动早已经历过的课题。然而，对于缺乏信仰基础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具有任何深刻的革命的意义，而充其量只具有纯世俗的冲破禁锢的色彩。如果说，西方人在尝试怀疑主义的时候，还多少存在着对上帝的敬畏的话，中国人在面对同一课题时则是毫无顾忌了。

    “八五新潮”艺术家们试图进行一场融合中西文化的艺术运动，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竞之旅。可惜，“八五新潮”在精神实质上并没有超越“五四”。 尽管“八五新潮”不象“五四”那样高扬工具理性，而是试图寻求人文理性自身的圆满，然而，与“五四”忽略了与西方文明真正的根基-基督教信仰的对话一样，“八五新潮”同样对此置若罔闻。由于毫不了解基督教信仰，对启蒙理性的继承自然难免沦为一场肤浅的游戏。

“八五新潮”艺术家的动机固然是美好的，然而良好的动机却未必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广义曾经用“纯洁”来评定那段时光，这无疑也是在人本主义水平上的自恋之语。而按照圣经的真理，如果离弃了生命树，人类自身的行为无论如何“纯洁”，其本质都是污秽的。

   真正的人性必须由神性来成全，没有神性浸透的人性，是堕落而不可靠的，无论你的道德水平如何高尚，你仍然是一个污秽的罪人。这就是为什么“纯洁”的现代艺术，在人本主义的主导下，会成为邪恶的载体之根本原因。

   我们早该与启蒙理性、人本主义诀别了。作为一场迟暮的现代性运动，“八五新潮”也可以盖棺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