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专业管理者的涎生

       一个国家，皇帝只有一个。由于他不可能真正代言天下人利益，他只能做出前文所述的三种选择。而“借助幕僚”的做法，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他通过授权，分散了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的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他为民众中具备优异能力或天赋者开放了利益诉求的通道。从组织学的角度，幕僚和后来的官僚制度，使系统中不同个体的特质资源价值都有了一定的现实途径，是一种系统最优化的有益方式。

    第一拨官员是与皇帝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或治天下的人。一般是直系亲属或朋友同道。在官僚等级中，他们成为王候。其下是因“立功、立德、立言”而具备了对公众的影响力，受封将相官爵。再下是专业级的人才，未必服众，但能成事，聘为官吏。宝塔型的官僚结构，承担社会治理的几大重任：政治稳定、民生筹措和军事安全。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官僚实践，积累起极为丰富的为官之道。包括官员选拨、考核、奖惩，官场等级、流程、规范，以及治理民生的经济、刑法、教养之道等。

    民众的价值追求，被引导到成长为官员，即入朝为官。

    作为更典型的管理者，成为官员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位的，是能被“信任”。为官之要，第一位的不是能力，而是可被信任。这一点其实在担当管理职责的“代理人”那里都适用，包括现代的职业经理。作为官僚，首先是能获得授权者（君王）的信任，以此确保决策权的分散不会危害到君王自身的根本利益。这种价值理念，就是“忠”。在“忠”的最高约束力面前，一切私利都应该让路，即便是合乎人伦的“孝”。传统上我们区别官员的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忠”与“奸”。而另一方面，可被信任还有策略上的内涵。那就是：他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这“一定程度”就是“能被接受”。如果地方官在百姓那里，得不到这一定程度的信任，分权治理难以实施，引发的反制可能损害政权的稳定性；但如果被信任超出了“一定程度”，该官员深受百姓爱戴，则他由此拥有了反过来与授权者谈判的筹码，终成君王心患。

    第二位的，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官员要能替君王“分忧”，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能力的要求逐渐专业化，形成了为数日多的技术官僚。有人把官僚制度的历史分为二个大阶段，前为传统官僚，凭籍权威和谋术而管理；后为现代官僚，依据专业和职能而管理。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前者居多。官员的能力，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关系，或利益与利益关系的判断和处理能力。这也许是在中国文化中客观而标准化的学科体系很难建立，但哲学和艺术相对发达的原因。为官者的能力修炼，是半部《论语》、是《智囊》、是《资治通鉴》、是《二十四史》。

    第三位的，是作为官僚成员要适应官僚体系。这是“能力”的另一种延伸。官僚作为整体的意义和作用，远远大于任何一位官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一旦出现个体的异类，立刻会受到体系的抑制，以避免引发官僚内部的动荡。所以官员除了为君王分忧，万不能给君王添乱。即使是很“忠”的出发点，如果造成了对官僚系统整体稳定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张居正之类变法者的下场必然凄惨。但“适应”官僚体系同样是有个度的。只需让同僚“接受”你就行。如果演变成了普遍推崇，一呼百应，则难免又成为君王的心病。

由此看，为官不易。但为官可致名利双利，其吸引力之大，引民众趋之若骛。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在一个组织体内，设置出职业生涯的上升路径是何等重要！

    官僚作为职业化的管理者，官僚原型作为第二类管理实践，同样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处于不同利益体之间的代理冲突。我们首先看到了君王对官僚的预期，希望他们“精忠报国”，并据此给予俸禄。而百姓对自己的父母官也寄以预期，幻想他能“为民作主”，并为此自愿供奉。官僚们介于其端，又不甘心失去独立的人格，也孵化出一套为官信条，类似于今天所谓的职业化精神。但“职业化”是只一种表面化的解决方案，当职业（职位）本身受到冲击，一切将回归利益的搏弈。三千年的搏弈结果，形成君王、官僚和百姓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借助的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是以最大限度牺牲最底层的百姓利益为代价的。为消弥与百姓利益的对立冲突，君王不由自主地逐步强化国家机器，因而也愈加强化了官僚阶层，并逐步演化成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自我意志。

    官僚的自我意志，是一种自我利益维护的倾向性。表现有多样：如组织的自我膨胀、功能的自我强化以及时不时的呼吁限制君权（有时是借百姓之口）。而在向上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后（如加官进爵已不可能），官僚的逐利行为就改由向下掠取（如贪污索贿）。当事情恶化到君王权力已难以控制官僚的逐利行为，腐败将演变得极为疯狂，最后要靠忍无可忍的民众起来革命。但一场成功的革命，虽可能是因局部的腐败官吏引发，最终却往往导致整个王朝的崩溃，而且，往往以是以失去无数生命在内的巨大的民生付出为代价。

    尽管如此，官僚原型仍是我们能够从历史上所学到的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所以近代社会出现了以经济目标为主要追求的企业组织后，模仿官僚原型的层级职能管理（我称之为“经理原型”），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了。

    我是讨论企业管理的，所以关于经理原型，我在后面会大书特书。而现在，我们要先澄清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管理者都是自利的吗？起码从君王和官僚的身上，我们看到管理的出发点和尺度，全在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真令人遗憾！幸好，我们发现了现实的另一面：同样也有两种管理者，他们的管理行为偏偏不是自利的，或者大多数不是自利的。他们是家长和师者。这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作者：卜安洵 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专家、大任咨询首席咨询师。

Email:macromc@163.com  博客: http://www.blog.sina.com.cn/macro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