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青藏女人的徐剑
胡殷红
徐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我见到他时几乎没见他穿过军装。尽管是着便装,徐剑也是逮着谁向谁行军礼,从来如此。当他的手停在右眉骨边那一刻,他是严肃的、庄重的。手一放下,一股子桀骜不驯的神气就出来了,小虎牙一龇,时常说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话,再喝上几口酒, “指点江山”他敢,“激昂文字”就成顺嘴遛达了。
徐剑确实一副少年得志的面孔,不喝酒好一点,喝了酒“气壮如牛”。换了别人,我一准是“严打不怠”。对他,我还是“口下留情”。人家一个农家娃16岁就参军到“二炮”的中国导弹部队,他的血肉和筋骨,他的思想和信念是和导弹部队一起发展和壮大的嘛。
为《东方哈达》一书采访徐剑定在下午3点,他是喝了酒来的,还是那副我见过无数次的面红耳赤。他“嚎啕”大叫:“有什么好谈的,要谈就谈西藏的女人!”然后一脸“高龄少年”的幼稚大笑,夸张地扬起双臂:“我是爱上了那里的女人!”他把“女”字读成“拟”。我愣了半晌:“拟人、拟物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难道你来是给我上文学课吗?”徐剑急了:是女人,女人!那次,他反复地讲述文成公主和西原这两个女人。我觉得这两个女人可能就是这部作品之魂,但几个小时里,除了那两个不断提到的名字,他还讲了许多西藏女人。直到我回家细读这部报告文学,才知道那天徐剑说的不是醉话,《东方哈达》里确实有许多像哈达一样纯洁美丽的女人。
最近徐剑给我寄来一本他的散文集《灵山》。一周后来我这里做访谈时,又是酒气熏天。他不住强调这部写西藏的散文还是写进藏女人的,而且是一个法国女人。
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徐剑骨子里是大男子主义,他内心深处认为,能上青藏的都得是当当汉子,所以凡到那里的女人都让他敬佩和感动。徐剑用发音不准的“滇普”说:我就是要把我写作的视角投向女人深邃的情感世界,我就想从青藏高原女人的感情找切入点……徐剑对西藏有着浓重而强烈的情结,说到西藏女人更是“刹不住车”。我们谈到创作过程,他的酒醒了,挺沉重,挺严肃。我们首先谈的是作家的文本意识。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结构,较之他以前的写法是有所突破的。这样结构长篇散文,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叙述问题。一夸他,他酒劲又上来了,竟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作协派作家走青藏是对的!派我是对的!惟有我徐剑能写,惟有我徐剑能写好!”
这就是徐剑,一个永远也不会把骄傲藏在心里的徐剑。应该说,徐剑从1990年第一次上青藏就与这片玄机奇妙的土地结了缘,到2002年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派后,他不仅仅是再度攀登青藏海拔的高峰,似乎是刻意要求自己去攀登精神和文学的高峰了。
从徐剑接受任务踏上青藏路到达第一站开始,他的血压就随着海拔高了起来,如今人回到内地,血压仍是居高不下。我说,你认了吧,这就叫提升精神高度!
尽管我和徐剑已经熟悉到想不起啥时啥场合认识的,但每次采访他,我还总是要做案头准备。蹬高爬梯地从书架上一本一本找出他的《岁月之河》《大国长剑》《鸟瞰地球》《水患中国》《砺剑霸上》《导弹旅长》等等作品,拂去落在书上的灰尘,相互比较、对照,再调他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之后我采访他的报道。多年多次的采访,又总觉着徐剑长不大,一张激情四溢的脸,一口必经反复认定才能搞明白的云南普通话,一副神气活现的派头。难怪他张狂,人家10年前的一部《大国长剑》一下子就拿到了三个国家级大奖,10年后,他的不少作品也都卖出了电视剧版权的好价钱,所以得宽容他意忘形一把吧。
早年我俩作为共同的写作者曾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杂志撰稿,有时发在同一期刊物上,有时他上期我下期,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就能赚上《家庭》一、两万元,还提供机会请作者参加国内笔会或出国旅游,那几年我俩都赚了《家庭》不少银两,陈建功曾调侃我俩是《家庭》的金童玉女。其实十几年前,我们也早都成家立业了,只是徐剑不成熟,总是做“少年得志状”;我不优雅,一副“河东狮吼样”。凡到《家庭》聚会,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广州,我和徐剑常常把人家刊物的领导抛在一边,好像我俩就能当家作主似的。偶尔话不投机闹内讧顶撞起来,第二天准是抢着先打电话互赔不是。我俩有一点很像:跟耗子似的“撂爪就忘”。所以这么多年来,你争我吵、打来闹去的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说句心里话,我有点佩服徐剑超乎寻常的创作激情。报告文学界里他是有名能拿“大活儿、急活儿”的主儿,和平年代的军人里他是“怕死不怕苦”的战士。说他怕死,徐剑认可。他第一次走青藏吓得一夜夜睡不着觉,在那里发高烧,他说就怕死在那里。走了八次青藏线,苦,徐剑是吃多了,心里装的关于西藏女人的故事也多了。偶尔我还会骂他是“怕死鬼”,他意气风发地说:我现在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窗外是灯红酒绿的世界,我在书桌前读徐剑远离灯红酒绿时写出的散文《灵山》,想到他此时可能又在灯红酒绿中的那张醉脸,真想问问,到底哪个是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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