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12月26日，周佛海被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顾墨三（祝同）时为江苏省主席，之后，是陈果夫。此时的周佛海甫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第一名的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被朋侪戏称为“状元中委”，他在《往事矣》中写道：“蒋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边帮忙，因为墨三因军人而任封疆，没有把握，要我帮忙，所以蒋先生只得徇其请求了。”（周佛海著：《往事矣》，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页76）

次年1月4日，周上任，即驰电邀请留日同学易君左（家钺）担任该厅编审主任一职。彼时易君左正在安徽省会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安徽省民政厅主任秘书及安徽《民国日报》主笔。周佛海之邀易君左来江苏教厅共事，不仅因为湖南老乡、留日同学或北大校友之故，或许还有当年在上海共同创办过一份有名的刊物，即《孤军》杂志，其主干人物包括何公敢、林骙、周佛海、易君左等。参加这一杂志的人后来被称为“孤军派”，“其后为资号召将杂志改名《独立青年》，很有结合成‘独立青年党’的倾向”，这些人的政治理念适与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等青年党的主张相去不远，即标榜所谓的“国家主义”，鼓吹“内驱国贼，外抗强权”。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光复南京，何公敢出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周佛海则经戴传贤（季陶）推荐踏入仕途，“独立青年社才正式宣告解散”。

易君左既往镇江江苏省教育厅任职，“从此与周朝夕相处者近六年”。自九一八事件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既步步加紧，“江苏实已为最前线”。此时周佛海尚未“低调”（指日后所谓“低调俱乐部”），“与君左均以鼓舞国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为亟务”。易君左以江苏抗敌英雄为题材，撰写了一册《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作为全省学生的课外读物，并在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指导下整理乡贤史迹，刊行《江苏乡贤专集》。作为享有声誉的诗人，易君左创办了江苏文艺协会，“将居留在江苏境内的文艺作家联合共同努力民族文艺运动，以配合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之发展”。在这一时期，编印《江苏教育》、《江苏学生》，出版《天风月刊》、《文艺青年》旬刊，甚至还组织“天风剧社”，“这些工作在对日抗战时期都收到甚大的效果”。

然在1934年，易君左的一本游记小册子《闲话扬州》引起非议，被一些扬州人士告上了法庭。这本小册子系中华书局出版，“内容是描写扬州风景名胜，宣扬人文历史，但对于扬州民风的逸乐及不良习惯也有评述”。这件事发生得十分突然，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郭忍坚不顾花甲之龄，发起组织“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并自任团长，以其侮蔑和诽谤之罪嫌，向镇江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易君左以及上海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并要求封闭中华书局。如此“兴师问罪”，自是扬州妇女界为捍卫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这是一种权利，无可厚非。惟这场官司之背后，是否受人利用而喧腾一时，或为郭忍坚等人未曾想到。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本小册子之引起法律问题，“真正原因是当时有人想取代周佛海的教育厅长位置，乃把握这一容易煸动扬州人士偏狭的地方观念的机会，乘机鼓动当地绅士向省政府请愿，被拒绝后，乃向法院控告易君左侮辱及诽谤罪嫌，企图因此推倒周佛海。但经法院审判这些罪嫌不能成立，乃谕令和解，由君左及中华书局登报道歉并担保不再将它发行才平息”（吴相湘文：《易君左创现代新诗体》，台湾《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页65—66）。

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由来以久，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为楔机的，从宁汉分裂至宁汉合流，事实上并未能真正解决派系林立的现状。顾祝同任江苏省主席之后是陈果夫，周佛海作为省教育厅长乃为留任，并非如顾祝同请其协助可同日而语。易君左早年在北大法学院读的是政治系，对于这样一场官司，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及吊诡之处，以一则道歉启示见诸报端（《新江苏报》），终以平息所谓“众怒”，“为此曾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及金钱”（吴相湘语）。不过，以1934年5月至9月间《申报》的相关报道来看，当时的舆情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闹得沸反盈天，不过是“杯水风波”，或被人夸大了而已。我仔细翻检过这五个月的《申报》，发现5月15日、6月2日该报仍有中华书局有关《闲话扬州》的广告，这至少说明其时在镇江的官司尚未影响此书的发行，只是到后来才有所变化。而至9月2日，有一篇《扬州人闲话〈扬州闲话〉》的短文（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申报》系影印本，作者署名不甚清晰，作者注），谓“虽然到目前这纠纷还并没有了结，可是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却早已沉寂了……”虽然该文亦批评易氏“讲话太不思索了，许多话都讲得太不近情理”，“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倒并没有十分正确的认识”，因为“作为问题应当被提出来的，倒是怎样来彻底消除产生妓女、汉奸，等等的一切前提，当然，这个题目是比较太大了，但真正爱护江北和中国同胞的人们，却是绝对不能忽视而需要严切关注这一问题的”。

这位“扬州人”提出的问题不能不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亦即抓住了所谓“问题”的实质。我是读过《闲话扬州》的，若以一个读书人的眼光来看，并不觉得这本小册子对扬州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实际上，易君左还是说了不少扬州或扬州人的好话，“扬州确有令人可爱的地方”（易君左著：《闲话扬州》，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3月发行，页2）。当然，扬州城里传统风俗中的一些不良因子其来有自，与其大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毕竟扬州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精华与糟粕并存，实属正常。可另一个问题在于，彼时国人正为身处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而无不忧心忡忡，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趋暴露；两年之后，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而逞一时之时。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何种政制模式藉以“救国”遂成为北方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彼此间的观点，针锋相对，彰显民族之心。相形之下，某些扬州人士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竟为一本游记小册子而闹得满城风雨，倘若不是背后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原被两造心里或许已然清楚），这场无厘头的官司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在上海作壁上观的鲁迅说：“……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而自谓“扬州人”的朱自清并不客气，后来这样说过：“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

（二）

今人有篇谈及易君左的短文，且不论内容如何，单看标题《扬州人使易君左“出名”》，就可知道作者对易氏其人与事了解得并不透彻。事实上，易君左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坛的声名并不需要扬州人来替他“推波助澜”，《闲话扬州》之所引起的风波，不过是其一生中的一个教训而已，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讳莫如深的原因。

易君左是湖南汉寿人，世代书香，其祖父佩绅和父亲顺鼎均为清廷所赏识和延揽重用之人。其父顺鼎，更是生有奇慧，被目为神童，其诗名为时人尽知，“警句如珠，传诵一时”。易君左自少年从父学诗，第一首旧体诗《猛虎行》，“意气发舒，饶有父风”。1915年，北京《国华日报》以重酬征求“梅兰芳歌”，“在几百篇应征诗中，君左诗膺选第一名”，这一年，他才十七岁。

易君左早年的名声并不止于文学和诗歌上的造诣，他关注现实并置身于社会活动之中，常发惊人之语。入北大之前，即1917年，易君左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其间，与石醉六（后为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校长）、李石岑（后为著名哲学教授）、曾琦（后为中国青年党领袖）等人过往甚繁。其时许多中国人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渴望赴日本留学，一方面对日本又是不满，易君左自然也不例外。他与曾琦等人发起组织一个“华瀛通讯社”，主要针对日本通讯社发布中日新闻时的偏袒立场。他们寄发稿件至国内，易氏撰写的《日本之危机》一文旋即被北京《唯一日报》（伍宪子创办）刊载，此文直指要害，“日本驻华使馆竟强要北京政府查封报馆”。

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引发留日学生罢学归国风潮，易君左也回到了国内，转入北大法学院政治系就读。五四前后的中国青年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和激荡，尤其是一战结束以及巴黎和会有关山东半岛主权问题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北洋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易君左便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与北大同学朱谦之、陈顾远等人创办《奋斗》旬刊，“揭露北洋军阀腐败统治，唤起青年反抗”，发至第五期，上街头散发，遭军警逮捕，经校长蔡元培保释方才出狱。《奋斗》的政治倾向是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潮在当时影响过许多人。毛泽东与美国人斯诺谈及当年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常和北大的一个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这个学生就是朱谦之，后为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易君左作为《奋斗》旬刊发起人之一，其思想与朱谦之等人相近无疑，否则不可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经蔡元培先生劝告，《奋斗》停刊。易君左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1921年9月，转而创办《家庭研究》月刊（与罗敦伟），这份杂志旨在“应用社会学的观点以研究家庭问题，而其内容则是大胆地抨击大家庭制度，反对父权家长制，主张结婚离婚的自由，指摘中国家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这在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易君左等人主张激烈，笔锋锐利，认为“家庭这个东西与国家发展个人生存是不相容的”，引起传统社会的一片哗然，甚至有人认为易君左“无君无父、无法无天将要造乱了”。

易君左对此不为所动，在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上发表《难道这也应该学父亲吗？》、《我对于孝的观念》等檄文，让人不得不感叹年轻人的“离经叛道”、思想上的“自我解放”，实在是一塘死水掀起的几多波澜。1920年11月，其父顺鼎故去，易君左言行一致，拒绝按传统习俗行丧礼，“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缩，理直也。此后，复应梁启超、蒋方震（百里）所主持的“共学社”之邀请，撰写了《西洋家族制度研究》、《西洋氏族制度研究》两部专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1921年，易君左出北大校门，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早稻田大学的未竟学业。其间，曾于1922年秋回国，在安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一学期，任文学及政治史教授。其时，陶希圣（后为中央大学、北大教授）、郁达夫、曾伯猷（后为台湾首任大法官）、冯若飞（后为国际法专家、国画家）等人也在安庆任教。以陶希圣的回忆，他们这些人常在周日聚会于迎江楼或大观亭，“在这中间，君左是一个中心人物，每次聚餐，非他参加即缺少兴味”（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页65），这一细节即可见易君左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

1923年3月，易君左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南下在沪上与朱光潜等人同任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师，不久任上海泰东书局编辑，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同事，其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与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即刊行于此时。1924年，回湖南长沙任公立湖南法政专科学校教授。1926秋，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主任秘书。及至1928年秋，何键任湖南省主席，聘其为湖南全省清乡司令部少将宣传处长，后为湖南《国民日报》主笔。不久，重返安庆执教，直至周佛海相邀方才离开。

（三）

易君左的政治倾向多有变化。早年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自民国以来一个不容小视的社团组织，这个组织从成立到分裂再至解散，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一切思想上分野的出发基点”（吴相湘语），其会员后来分别为国民党、共产党、中国青年党重要的核心人物。同样，由北大教授和学生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及至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中共的前身），皆对中国现代史具有重大的影响。

易君左最初加入这些社团或会社，一方面由于自身为北大政治系的学生，在思潮中多有活跃，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最初仅为一般性的学术团体，“没有什么‘企图’和‘野心’”，而一旦转成实际政治，以易君左对文艺的特珠兴趣，“即和它们疏远”，因此他也参加周作人、郑择铎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表现得更为积极，“不仅是早期写白话诗的一人，在小说、散文、剧本、绘画上也都有成绩，一幅‘玉泉山’油画即被蒋方震所激赏，《玉箫明月》长篇白话诗刊载《小说月报》（第十七期第四号）尤博好评”。

1934年，《闲话扬州》闹出风波之后，并未更多影响易君左在创作上的激情，一册《摩天集》，寓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显现对内忧外患的感念与情绪特别浓厚”。1937年夏，自编《留吴集》拟刊行，后因战事而未果。那场官司之后，易君左并未离开镇江，而是从事文协工作（兼任省党部江苏文艺社社长），并非似有人认为的那样“灰头土脸”、“落荒而逃”。这从周佛海1937年1月25日日记就可知道：“……到厅。接见校长、局长及县督学共六人，并与君左谈文艺问题，应提倡民族文艺，以对抗左派作家。”（周佛海著《周佛海日记》（二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页11。）抗战军兴之时，这位瘦得像“马来式排骨”（谢冰莹语）的诗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领导江苏文艺协会会员藉文学、音乐、绘画等种种方法分赴省内各县乡村宣传，“唤起民众，重温两次参加北伐的兴奋美梦”，直至10月战火逼临江阴，“才奉母挈眷离江苏回湖南故乡”。

这一年12月，张治中继何键为湖南省主席，经周佛海之推荐，张治中特延聘易君左为改组后的湖南《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据时在湖南省党部工作的吴伯卿（后为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台湾湖南文献会会长）回忆，“易先生为名作家，因而该报内容版面，为之一新。当年张治中在长沙办一行政干部学校，易先生撰门联云：‘为中国建设湖南，以湖南复兴中国’，‘欲生存唯有抗战，必抗战始能生存’，语意简明贴切，曾传诵一时”，可见易君左对抗战的坚定信念。1938年，周佛海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部长顾孟余，人在香港，未就任。作者注）兼国民政府副秘书长，电邀易君左任中宣部专员、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这年秋天，易往重庆履新。抵渝后，即发现周佛海对抗战胜利的信念益形动摇，易君左对这位老友“屡加规劝，终无能挽回”。是年12月5日，周佛海不惜以身贾祸，出走重庆，从此与汪精卫等走上对日和谈的不归之路。

周佛海的出走，使易君左的心情无不黯淡。就在此时，另一留日老友陈筑山正在四川省政府任秘书长，特邀前往担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易君左于苦闷中即移家成都。在成都前后两年，易氏创办了四川《国民日报》、《新四川》月刊，并亲自主持一报一刊的社务。日机轰炸频仍之际，省政府疏散，易氏携全家避于青城山顶，与大画家张大千为邻。即便在流离转徙之中，易君左仍坚持创作，《杜甫今论》一书稿即撰于此时，交由独立出版社刊行。

1941年春，易君左应张治中、黄少谷之约往重庆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这年8月30日，日机轰炸重庆，易全家重庆南岸避于一防空洞中，石岩中弹崩坍，全家被埋，经及时抢救而脱险。易君左为此写一长诗《八卅纪念》以述其难。张治中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对易君左十分信任，常邀至家中为他讲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请代为整理珍藏数十年的史料，其中包括自黄埔建军以来蒋中正给张的亲笔手令、与陈诚等人历年信札、沪淞之战、闽变，以及长沙大火密件等。除这些工作外，易君左仍热心推动新诗体运动，其间诗风大变，多有创新，意在“把西方民族诗歌的热情的生命力和东方民族诗歌的静美恬淡意境交织成一道新光彩”。1945年冬，易君左出版《中兴集》，自认为“这些诗章是循创建新民族诗的理想写的”，故被研究者视为中国现代新诗体创起人之一。

抗战甫毕，著名的《扫荡报》易名为《和平日报》，总社社长黄少谷延聘易君左为《和平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兼副刊《海天》主编。在上海近一年，即出版游记《战后江山》。张治中出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易君左应邀往兰州创刊《和平日报》，亲任社长，办得有声有色，不久即成为西北各省惟一的大报，并刊行维吾尔文版，风行新疆。易君左因此游历新疆、宁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各地，《西北壮游》一书即写于此时。

1949年1月，张治中因国共和谈要务，从兰州返回南京，易君左同机东飞。此时的易君左对时局已看得十分明白，当张治中前往北平谈判邀其同行，易君左以创办《新希望》周刊鼓舞大动乱中的人心而直言谢绝，“这与十年前规劝周佛海的一幕，同样表现君左对于顺逆之辨清楚的认识”（吴相湘语）。易君左作为一个文人，其一生行止虽亦有遭人诟病之处（如后来与妻子的关系），但在政治的漩涡中“君左幸能始终保持自由”，这大概就是他的眼光。而战后周佛海入狱，易君左并未因此绝情而避之，相反，念其旧谊，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监（参见《周佛海日记》，1947年4月22日），令周佛海铭感一时，并抄诗以相赠。

1949年冬，已到台北的易君左前往香港，一住就是十八年，曾任珠海学院教授。1951年至1952年，任香港美国救助中国知识分子协会编辑所文艺组主任。1954年至1955年，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编。1957年至1967年，任香港浸信会学院教授兼中国语文系主任，国际笔会香港分会理事兼出版主任。1957年，由港返台，任政工干校教授。两年后，任台湾银行监察人，后应中华学术院院长张其昀（赴台后曾任“中宣部部长”、“教育部长”等职）之聘，为诗学研究会委员及中华诗学社社长，出版《中华诗学》月刊。著名出版人刘绍唐先生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称其“享誉文坛垂五十年，早年为新文化而奋斗，晚年则竭力于弘扬中华诗教”，易君左一生著作多达七十余种，并有《六十年沧桑》之回忆录。

1972年3月30日，这位“三湘才子”病逝于台北，七十有五，寿至古稀，亦为善终。在台的汉寿同乡会挽联云：三代擅才名，早有文章惊海内；千秋成绝唱，更无闲话到扬州。易君左生前对家乡怀有思念之情，曾有“乡味国恩浓似酒，友情亲谊灿如星。凯歌明岁重开宴，车向花姑堤上停”之句，花姑堤，即在汉寿境内。而其旧句“白水已枯夕阳落，谁为此洞重徘徊”（易君左《朝阳洞》，原载1939年8月《民族诗坛》第三卷第二期），写于抗战时期，若以此来揆度易氏之晚境及心情，或为恰当也。

 刊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悦读MOOK》第16辑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