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想监督全中国的“一把手”
我好想监督全中国的“一把手”
湖南邵东县有位叫“顺风逆流”的网民在网上发帖，说他“最想监督县委书记”。看到帖子的该县县委书记周国利表现出了“宰相肚量”，他回应说：“我非常愿意接受监督”！有网友疑“顺风逆流”和县委书记的互联网上的互动是炒作，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网民和“父母官”之间的互动，总算是一件新鲜事。不过，也许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之故，受“顺风逆流”之启发，我也想借互联网这个虚拟平台表达一个意愿：我好想监督全中国的“一把手”！
我为何想监督“一把手”？答曰：“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失去监督的“一把手”，可以在头顶和脚下都布满了“红线”的“统辖区内”为所欲为，干出一桩桩敢叫天也惶惶地也惶惶的事情来！
在中国，当官是一种贵族身份般的享受，尤其是“一把手”几乎可以一个声音喊到底，能量大一板子拍下去足以左右一切，甚至草菅数十数百万人的生命。 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在他的“领地”上，可说是权大无边，如一个县委书记对县里的日常工作有批示权、提议权、裁决权；对所有干部都有“指派权”，这些权既可善用，也可恶用。至于更高层的“一把手”，可谓“凌凌草木凋，芒芒星斗摇”，威风八面，睥睨一切，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谁也奈何不了得。脱缰的权力必然犹如脱缰的野马，必然绕过蹄子下的羁绊而奔向腐败。长期以来，上下各方竭力寻找防范和根治“一把手”腐败之良策，但收效甚微，难题待解。“一把手”干出的事情，常常让人瞠目结舌！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原贵州省委书记刘和仁为例，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省级“一把手”，都可以称得上是高级官员；都是经过长期的奋斗才登上这个至关重要的“要路津”。问题是，这两个人在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任职，为什么在其任职期间监督机制对他们不起作用？这究竟是我们的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还是这两个人有特殊的本事可以成功地逃避监督？答案无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从理论上说，中国现阶段对公职人员及其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如党内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但仔细分析这些名目众多的“监督”，对于一个地方如省里的省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来说，却没一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党内的监督，省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归省委领导的，即前者是在后者领导下工作的，如果纪委书记要主动监督省委书记，他的职位还能保得住吗？再比如，权力监督主要是通过省里的人大来进行，但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多数省人大主任是由省委书记兼任的，他自己领导的人大能监督他自己在省委的权力吗？而司法监督本应是最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但省里司法工作总体上是由党的政法委员会协调指导的，如果省里的司法系统要监督省委书记的话，首先要取得省委政法委员会的支持才有可能，而在省委书记领导下的政法委书记有胆量直接监督他吗？至于舆论监督，程维高领导下的《河北日报》和刘和仁领导下的《贵州日报》，别说公开披露程维高，就算记者写个有关他的内参，恐怕《河北日报》和《贵州日报》的总编辑也没有胆量敢在内参上签“同意发表”这几个字！最后只剩下老百姓的上访、控告了，在省委书记程维高、刘和仁面前，老百姓的上访、控告材料，能作为有关部门案头“尘封的记忆”，算是好结局了，弄不好则落得个诸如“郭光允们”的下场！
“一把手”一旦心存贪欲，其直接后果是动用其手中的“头号”权力，直接或间接插手干部提拔、建设工程、房产开发、土地管理和资源开发等权钱交易空间较大的领域，且运用权力“魔杖”压制那些敢于揭露其腐败行为的人士。“一把手专权”的领域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如此，“一把手”腐败往往还连带该单位或地区形成“组织腐败”和“集体腐败”。
《淮南子·主术训》有言：“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两千年前的警示，已成现实之定论。“一把手”越是沦陷，该单位或地区离政治清明、法度完善和民生祥和也就愈来愈远。
中国的反腐，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但监督“一把手”，却又让人感叹“监督之难难于上青天”！难在何处？“一把手”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其本人有不想被监督的心理，此其一难；“一把手”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讨厌和压制监督，此其二难；为了维护“核心”，班子成员不愿监督，此其三难；由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导致上级组织的监督不及时、不到位，此其四难；有的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把手”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乃至事事附和，蓄意逢迎，甘于放弃党性原则，此其五难；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老百姓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来自老百姓的监督流于形式，导致“一把手”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此其六难……
其实，监督“一把手”也并非没有办法。早在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路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毛泽东可能未能意识到:要真正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必然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且改革的力度越大，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就越有效；人民真正把政府装进“笼子”之日，便是“一把手”规规矩矩为人民掌权用权、服服帖帖为人民服务办事之时！
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效法。美国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没有终极权力，或者说都要受制于另外一种权力。“总统”不是“皇上”。他只是美国政府的“行政主管”。也就是说，总统本人，和所有的其他部门的官员，以及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平民一样，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确定的法律调查对象。同时，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场官司的起诉对象。总统毕竟是全美的最高行政长官，自然成为万目所注的焦点人物。总统时时都在用权，但是，他的权力处处都要受到约束和牵制；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诸多权力的监督之下，以防他违法越权。所以，美国总统可以说是在一个布满地雷的草地上跳舞，他惹上一场官司的可能性，会比一个一般的美国平民要大得多。譬如，任何一位总统刚刚上台时，都会摩拳擦掌，打算大展拳脚“打响第一炮，踢开头三脚”。为了表现出自己的领导才干和工作效率，他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在他的行政机构里搭建一个可靠而具有执行力的班子。而任命行政机构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又恰恰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按理说，他给手下的“兄弟”都封个什么“长”干干，这实在是一个用权很痛快的时候。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新任总统提出每一个行政分支的候选领导人的时候，他都必须依法送交国会批准，国会在批准之前，都会由专门机构，对每一个总统所提名的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总统以权谋私。再以一个城市的市长为例，在美国，重大的关系到市民长远利益的事情，都要通过议会进行投票表决和市民代表的听证，市长的工作只不过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以及结合社会专家和民众的意见来组织大家最终拿出个解决方案，其他经济权力则非常有限。由于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装在“笼子里”，所以全美的“一把手”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难以越雷池一步。
我想监督全中国的“一把手”，终究只是“我”的一个愿望，盼只盼早日用“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来代替“我”；早日将所有的“一把手”都装进由人民 “编织”的“笼子”！
罗修云
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