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社会矛盾激化与紧缩政策的关系

马克思将犯罪的本质定义为“孤立的个人与统治关系的对抗”，恩格斯将犯罪的根源归结为贫困。循着这样的思路，如果不能改善作为“统治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忽视基层群众的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人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矛盾注定会更加激化。

2008年，在农村居民贫困标准由每人每年收入785元上调至1196元之后，国内贫困人口迅速增长了1.71倍，由上年的1479万人增加到4007万人。然而，按照世界银行刚刚修订后的全球极度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收入不低于1.25美元来衡量（年收入低于3112元人民币），国内贫困人口总数不低于2亿人。其中，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四个省的农民年均收入在这一标准之下，意味着整体处在极度贫困状态。陕西、西藏、新疆、宁夏、广西五个省区的农民年均收入略高于这一标准，意味着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当地农民处在极度贫困状态。山西、四川、重庆、安徽、海南、河南、湖南等省区的农民年均收入高于上述标准三到四成，当地处在极度贫困状态的农民比例也不会低于三分之一。

城市基层群众的生活状态同样不容乐观。即使在北京，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年轻人大有人在。这一收入水平意味着外来就业人口只能像蚂蚁一样居住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当中。所谓的“女生宿舍”，其实是一居室住下6～8人的都市避难所。然而，作为人权的重要组合部分，住权的国际公认标准是每居室1.5人，这与北京市政府给出的人均居室面积不低于10平米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由于在房地产领域长期奉行高压政策，人为的供不应求使得有房阶级一夜暴富，有钱人卖一套房可以净赚500万。这无疑令上述处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基层群众承受了更大的精神压力。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要把铤而走险的人归类到精神病患者，在一个贫富分化日渐严重的社会环境当中，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可能患上精神性疾病。

我一向反对在15～64岁劳动人口超前增长的时期实行紧缩政策（参见过往博文“2028：大灾难还是大发展”）。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的“婴儿潮”及其代系关系，决定了“80后”、“90后”成为2000年以后国内劳动人口快速增长的动力。依据人口预测，国内劳动人口的峰值将出现在2017年。不过，出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的差异，加上较早前的城市人口比例偏低，在新增劳动人口当中，“80后”的85％来自农村或小城镇，“90”后的75％来自农村或小城镇。这决定了国内城市劳动人口持续增长势头可以延续到2028年。

恰恰是基于这一原因，紧缩政策使得长期依赖外出打工才能提高人均纯收入的农民（参见过往博文“农民的损益表”），在就业严重不足以及外出打工期间开支超前增长的情况下，与城市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越拉越大，10年前为3644元，10年后扩大至12022元。

作为紧缩政策的重要标志，透过外汇占款和存款准备金这两个主要渠道而囤积在央行的钱，从1999年的2.56万亿，快速增加到如今的31万亿。

在较小的封闭经济体内，因财富过度聚集而导致的多数人贫困化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要吃的更多，其它人就只能吃的更少。其实，这个道理在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当中同样是成立的。

然而，钱是用来花的，不是用来囤积的。世界经济千年发展史告诉我们，劳动力与流动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透过就业数量增长实现的，后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是在积极消化流动性的前提下透过提高劳动效率实现的。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提高劳动效率的基本标志，是从事低效率农业生产的农业人口快速向非农人口转化。

在我看来，要想化解社会矛盾，不尽快纠正紧缩政策的错误是绝对行不通的。论及国内的“统治关系”，近10年来可以衡量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宏观调控下的紧缩政策。这是谁也抹杀不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