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重大刑事案件密集审判的一年，一个案件比一个案件更吸引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涉案的人物都是一些重量级的“大人物”，而小人物则以其罪名吸引人的眼球。重庆的文强二审刚刚宣判，北京的覃辉又从“天上”掉到了“人间”，这些案件，让位高权重的社会精英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秋后算帐的利剑何时指到自己头上。而各地的民间发生了数起袭击幼童的案件，沉冤10多年得以昭雪的赵作海，南京的马教授因为聚众淫乱而被判刑3年，他和他的辩护人振振有词。大连庄河的市长因为村民的下跪而辞职，村民的诉求并未得到解决。当年的首富，现在的阶下囚，当年的公安局长沦为死刑犯，当年的商务部的精英也沦为死刑犯，当年的大学教授，积极参与聚众淫乱罪的司法实践。从南到北，法院都在审理着这些真正的大案要案，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互不搭界的案件纷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让人眼花缭乱，这也是对于10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次总结。

　　

　　人倒企业不倒的黄光裕

　　5月18日黄光裕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第二法庭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黄光裕三宗罪均成立，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2亿元。

　　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5月。小时候，黄家家境清贫，最困难时，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1986年，17岁的黄光裕(那时他还叫黄俊烈)跟着哥哥黄俊钦，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在那里，黄氏兄弟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黄光裕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看到他幼年的经历，他真是出身贫寒，标准的无产阶级的一员。但“苦大仇深”的黄光裕依然担任了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鹏润地产）法定代表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关村）董事等职务。

　　 当年穷困的他，一定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会想到20几年后，他会是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的罪的罪犯，即使在他开一百米小店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进行这些高等级的犯罪。到了2004年就不同了，在国家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中国连锁经营前30强中，国美电器以238.8亿元位列第二，并再次蝉联家电连锁第一名。他们兄弟也开始问鼎胡润百富榜的首富。要想继续发展下去，仅有钱是不行的，他要是到此为止的话，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有了这么多钱的人，仅用贪婪形容他太过简单，把这定为“资本家的原罪”也过于草率。他太年轻了，就此退出商界谁能甘心呢？要想继续发展下去，没有权力的支持肯定不够的。黄氏兄弟是有钱人，装穷是不行的。从他们兄弟苦心经营的过程来看，他们是深思熟虑的人。因为被拉下水的人有多位省部级的领导、涉及最高法院、公安部、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一张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国务院的所有重要部门。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郭京毅，利用修订一系列重要投资法律法规的机会，为黄氏兄弟扫清了海外上市和并购永乐的法律障碍，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注意到，提供帮助并不是违法违规行为，郭京毅因为受贿而一审被判死缓。黄氏兄弟投入巨资经营的关系网，最终没能保护自己，却把自己牢牢地套住了，并把网上所有的环节均被一一拖下水。

　　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黄氏兄弟不花钱的话，他不会有今天的商业成绩，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被送进监狱。商人要发展、要壮大要取得商业的成功是“资本的原罪”吗？国企也在追逐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各级政府追逐着GDP的增长、税务局维持税收高于经济的增长，这些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罪呢？最不该追逐利益的政府也在忙着资本积累，指责商人追逐利益，是否有些不合逻辑？当然，国企、政府追逐着经济利益是因为他们有权力，并且对人民承担着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而贫寒出身的黄氏兄弟没有，他们只能花钱买，就凭黄氏兄弟的出身和受教育程度，在这个时候在尝试着从头奋斗当官，掌握立法的权力，解决商业发展问题肯定是不现实了，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钱买了。中国的普通人没有立法权，改变现状除了钱还有什么呢？难道去政府门前下跪能解决问题吗？法律就会因此改变吗？献出了人命也不见得能有个结果。当然，根据现行的法律，拿着媒体公布的证据，指责黄氏兄弟有罪没什么异议，他们无可争辩，因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黄氏兄弟倒了，国美还在继续经营，而且最近取得的业绩还是不错，这与以往的“首富”的下场截然不同。已经被法院认定的三个罪均是黄的个人犯罪，与国美无关，一切与国美违法违规的问题均被隐去。而黄之所以犯这些罪都是为了国美的发展，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被认定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当年国美的增值税问题也是沸沸扬扬，因为税的事而入狱的税务官员不只一个，国美是否存在偷漏税的问题？持续多年的稽查是否找到了违法问题，没有人出来澄清这些疑问。而国美的股权之争并没有结束，虽然黄光裕一审被判重刑，他依然没有放弃国美控制权的打算，他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起，这个案子真耐人寻味。

　　企业倒人不倒的覃辉

　　媒体上关于覃辉的消息不多，关于天上人间的信息更少。黄光裕是人倒了企业站着，而覃辉是企业倒了人站着。与黄光裕相比，覃辉的政治手腕要高明的多。目前，还没有官员因为天上人间的倒掉而被牵扯出来。与黄光裕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是有高干背景，他的后台的强悍非一般省部级干部可比了。

　　覃辉与黄光裕有相同的经历，“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覃辉从广州向北京、东北倒卖衣服、手表、录像机、电视机等。”他1995年才开始接手“天上人间”，而同年，国美在北京刚有10家分店。也是在2004年左右开始，覃辉也卷入腐败案件。而且覃辉向张恩照等人行贿的事已经被法院认定，张恩照领刑15年，李培英已被处死，而覃辉毫发未损。他并没有因为行贿而身陷囹圄。经营这么长时间的天上人间也没有偷漏税的行为，其第一花魁梁海玲的遗产有千万之多，比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在南京的草根教授组织的穷人party，被法院定性为“聚众淫乱”而被判刑的马尧海教授所做与“天上人间”所做的，有着形式上的一致性，但马教授的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费，这一点比“天上人间”所做的要干净多了，很多人不同意对马教授的定罪，但这不影响法院对马教授的定罪。马教授已经因组织淫乱的名义被判刑3年半，而他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天上人间”并没有躲躲闪闪地搞地下经营，而是在堂而皇之的在长城饭店一侧经营多年。据说，他曾与北京的警官冲突，覃辉把喝出假酒的警官 “暴打”了一顿。能喝出洋酒是假酒的警官也不会是一名派出所的普通片警，在覃辉面前竟然也有如此下场。何况其他人，谁能管得了？

　　国美、天上人间，哪一个该倒？

　　与国美相比，天上人间早就该倒。“天上人间”所做的不仅仅是挑战了司法权力，还涉及根本的道德，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司法是国家的基础。它有存在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而且是个高级的藏污纳垢之地，这是全国寻找“有偿赔侍”的“圣地”。外地的暴发户，都以去过“天上人间”为一生的光荣。黄光裕肯定有资格去“天上人间”消费，但也许那更是一个招待“贵宾”的最佳场所。而国美是为普通人服务的，生活在城市的人，有几个百姓没去过国美的吗？它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电器，这没什么不好。而在北京，去过国美的的老百姓有几个去过“天上人间”？我相信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天上人间”是歌词呢，谁相信会有这样的地方在人间真实的存在？能出得起国的老百姓也不见得能去得起这“天上人间”。

　　司法体制改革越早越好

　　随着“首富”、高官纷纷从“天上”走进监狱，预示着中国的司法体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省部级高官们被这个社会制度捧到了天上，如今被制度扔到了人间，很多人要在狱中度过余生，他们没有机会发言，他们都保持着沉默，这一点也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有发言权，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但人民有知情权，既然进入到了司法程序，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对人民公开，人民的知情权是必不可少的权利，应该受到充分的保护。

　　国家的司法制度应该有弥合社会鸿沟的功能、穷人与富人、政府与平民、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精英与草根，应该和谐相处于一片土地，国家体制不率先保护平民是无法想像的。国家无法一味地姑息“社会精英”的为所欲为，但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信心的建立。社会的凝聚力无法建立打击性的专政的基础之上。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黄光裕这样的成功人士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蛋糕，才能让其他穷人获得可以糊口的一部分。让普通人能够安全地、稳定的生活。

　　现在的刑事法律均是上世纪制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对社会而言，均没有建设性，而是彻底的破坏性，甚至是一种毁灭。这是一把手术刀，它只有切割的作用，切什么，切多少均是司法体系运行的目的和结果。而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均是从上个世纪一天一在走过来的，但今天已不能与上一世纪的立法之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手术刀没有变，手术刀在要求经过了10年之后还应该与10年前相同，不同的部分要被无情的切割、丢弃，这是不公平的。人不是为手术刀服务的，这样下去，人会成为手术刀的奴隶，社会会成为司法体系的奴隶，司法体系与手术刀一样，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其形状和使用的方式。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执法的话，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根本没机会建立起他们的“帝国”，早就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们现有的司法体制对现行社会的扭曲越来明显，如果司法机关严格按照这样的法律执法的话，很明显会把司法体系推到社会冲突的第一线上去，让更多的人质疑那些上个世纪制定的法律是否和今天的社会状况、人们的想法相符。司法实践不能制造困惑，它有义务将人民所有的疑团解开，有着半信半疑的民众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有隐患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司法的目的是为普通人提供安全感，家庭没有安全感，社会没有和谐。也许今年是进行彻底司法改革的时候了，但愿今年的精彩案件是司法改革的序曲。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司法制度都有这样的共识：冤枉一个好人比放过1个坏人要失败得多。放过一个坏人会让人对司法制度失望，而冤枉一个 好人会让人对司法制度绝望。真是不幸，我们正是拥有这样一个让人绝望的司法制度。现代文明起于言论自由，在不能自由表达意愿的环境下，讨论民主、法治如何实现，如同讨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一样荒谬。如果说高楼大厦、丰衣美食就是社会文明的话，那么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如果把十几亿“赵作海” 加进去考虑的话，我们的社会离文明的起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根本不用妄想法治社会，它比火星上的淡水比我们还要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