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的校友来信，说我们学校的先河文学社要恢复了，准备出一本《先河集萃》，问我有没有文章，可以为文学社复兴助威。我想了想，觉得手头的文章都不合适，就告诉他，“我专门写一篇吧”，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没有先河文学社，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不是应该做一点回报吗？

    想起先河文学社，我就会想起郭小聪老师，想起文学社的朋友们，汪小雷、李凌、覃里雯、廖亚忠、舒海威、陈小龙、郑立民、王利民、刘勇、陆贵兴，等等。除了覃里雯之外，这些朋友都是中文系的，他们也是先河文学社的历任社长或骨干，那时我作为日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因为喜欢文学，也时常跟他们混在一起，扎在他们宿舍里聊天，说笑，讨论，以至于常常被误认作是中文系的学生。这些朋友们如今早已星散四方，只有刘勇，后来到北大读了研究生，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其他的朋友，都已很久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在国关和先河的那些日子，那些青葱岁月，那些夜晚，星空，以及那些在操场与林荫道上漫步的青年……

    至今我仍记得第一次读到《先河》的情景，那时我们还在昌平进行新生军训，大约是在中秋节，学校里有人来看望我们，其中就有当时先河文学社的社长汪小雷，他带来了《先河》，每个宿舍发了一本。在那个夜晚，我读着《先河》上的作品，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憧憬，那时我虽然喜欢文学，也私下里写一点东西，但从没敢奢望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先河》的出现，让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回到学校后不久，我就将自己的“作品”抄写了几篇，去拿给汪小雷看。我记得那时他住在六号楼的三楼，我住在一楼，我去找他，走在楼梯上，心中又是忐忑，又是紧张，像是在逐渐接近文学的殿堂。到了他们宿舍，汪小雷正在和同学们说笑，我慌乱又羞涩地说明了是想来请他指教，汪小雷接过我的稿子，看了看，似乎很高兴地说，等他看完后再找我谈，也欢迎我加入先河文学社。说了几句话，我就匆忙离开了，像是逃走一样。不久之后，我的作品就刊发在了我们学校的“院刊”上，那也是汪小雷负责编辑的，后来汪小雷还找我谈了好多次，那时他已经在《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了，在学校里风头正健，很惹人注目。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不仅要写生活，还要写生存，写生命，这是不同的层次……”，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久。

    从此以后，我跟先河文学社接触得越来越多了，在汪小雷之后担任文学社社长的李凌，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我记得正是他向我推荐了张承志、张炜、史铁生和余华的小说，那时我对文学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自己胡乱看书，他的推荐开阔了我的阅读视野，他还请来了余华、刘震云到学校里来做讲座，那也是我最初见到的当代著名作家，心中很是兴奋。李凌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他三号楼的宿舍里聊了好久，喝着罐装啤酒，他还把无法带走的书，让我挑了几本。他去重庆工作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我只是记得那年有一个同学要去重庆，我请他给李凌捎了一瓶二锅头。覃里雯和我一样，都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也常在一起聊天，她那时常去北大听课，视野比我开阔得多，我记得她向我推荐过米兰·昆德拉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她那时读了很多论述自由主义的书，如关于胡适、殷海光的，对女性主义也很感兴趣，她还写诗，我仍记得一首诗的名字叫《车过黄河》，我还记得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坐在网球场的地面上谈了好久，谈论的内容如今已经忘了，但那种热血沸腾的青春感觉，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覃里雯跟北大的写作圈子关系似乎很密切，我也因为她的关系，见过余杰和许知远。她毕业之后，去报社，去国外，和朋友办书店，最初我们一直有联系，但到现在，也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廖亚忠是李凌之后新一任的文学社社长，他跟我是同一届，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更多了，在文学上的交流之外，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我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住在国关后门的骚子营，那时廖亚忠已经在银行工作了，经常来看我和另一位同学小梅。大热的天，他和他的女朋友提着一个大西瓜，来到我们租住的院子门前，大声地喊我的名字，他的普通话还带着一些湖南口音，听起来分外亲切。进门之后，先在水龙头下洗一把脸，然后在我们简陋的房间里畅谈阔论，吃西瓜，喝酒，还学着自己做饭，那时我们都不怎么会做菜，不过买来一堆菜，总能够想办法把它们弄熟，味道自然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好像也很有乐趣，有时候中午吃了一顿，到了晚上，还要再做一顿，尽管不好吃，也只能“自作自受”了。

     舒海威、陈小龙、郑立民、王利民是一个宿舍的，他们的宿舍离我的宿舍比较近，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我经常写一些小说与诗歌，也会拿给他们看，有一段时间我似乎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写作状态，几乎每周都会写出一个几万字的“小说”来，于是经常受到他们善意的打击与嘲讽，说我“写得比他们读得都快”，到后来，我都不好意思让他们看了。他们几个人也都写东西，舒海威的诗很有海子的灵气，郑立民的散文则很有恬淡的风格。在谈写作之外，我们有时也会谈谈女生，那时他们都很觊觎我们系的漂亮女生，很苦恼，而我呢，有时也会跟他们谈谈“咱班的女生”，这自然也让他们很是警惕。至今我仍然记得，在那间杂乱的男生宿舍里，放着罗大佑的歌，或者摇滚，或者校园民谣，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或者散坐在床铺上，海阔天空地聊天，那是一段多么值得怀念的日子。多年之后，舒海威回到北京工作，他一打电话，我马上就赶了过去，让他很感慨。而在美国的郑立民，有一年他的父母要去看他，来北京签证，也是我去车站接了他们，安排他们住下。我们因文学而结缘，但是我们的友谊突破了文学的界限，即使多年不见，也是一见如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我不知道先河文学社是哪一年成立的，但是这个文学社，却为我们学校保留了一小块文化绿洲，尤其在我们这所以外语专业为主的大学，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精神家园，在这里，我们聚起了兴趣相近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社会，探讨精神上的出路，可以说，先河文学社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先河文学社尤其重要，正是在这里，我开始发表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开始结识喜欢文学的朋友们，我记得每一次《先河》出版后，我都会反复地认真阅读，看自己的作品，朋友的作品，然后是思考，讨论，相互切磋，争吵，而我们也在这样的争论与切磋中逐渐成长。那时候，我已开始在《先河》上发表作品，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而朋友们的夸奖更刺激了我写作的欲望，于是我越写越多，但是《先河》却每年只印一期，有时我甚至想，如果《先河》能多印几期就好了，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也只能摩挲着每年只有一期的《先河》，愈发珍重。由于我时常在《先河》与“院刊”上发表作品，在同学中间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常会被人谈起或问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由此受到鼓励，从而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爱好？但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却做了一个让朋友们意外的决定，我决心跨专业报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而正是这个决定，让我从此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相关的道路，直到现在，我仍在这条道路上跋涉着。

    我毕业之后，刘勇和陆贵兴这一届文学社的负责者，还和我保持着联系，以后的新人，我就不认识了。大约在前年，刘勇约我一起去看望郭小聪老师，在跟郭老师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先河文学社早已不存在了，心中不由得怃然良久。现在听到先河文学社恢复的消息，我感到又是高兴，又是振奋，我希望国关的师弟师妹们，能在这里找到乐趣，找到朋友，找到精神家园，并能做出超越我们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