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平论屈原之《离骚》(一)


   此文系礼平所著,笔涉其对屈原《离骚》之新解,读之有趣,且令人沉思犹长,今日适逢端午,现在我博予以发出,让朋友们一睹我友礼平之笔锋与隐伏于文字背后礼平的风采。

 

 

屈骚:为谁愤怒为何狂

                               ·礼平·

   《离骚》的辞章极尽纷华,充斥其间的却是一股冲天的愤怒之气。史传说他忧国而死,其最终的悲剧就是来自这个情绪。这股怨气据说是冲着秦国和楚怀王身边那群误国的佞臣们的,但《离骚》并未确切的说出来,全诗对于他们的姓名,身份,官职,主张乃至行为都一无所及,甚至也没说他的愤怒就是为了这个事。相反,他的冲天之怒似乎全都是冲着另外一些不大相干的人的,这就是“党人”。这些“党人”的身份很不确定,从屈原那些有限的描摹中,他们的情态举止与兴趣好尚都不大象是高官权贵,反倒很象是一些小人物。当屈原毫不留情的痛骂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不时流露出对屈原的关切与同情,比如劝他过正常一点的生活,和为他算算命什么的。再有就是一些女人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她们嫉妒屈原,是嫉妒他的“蛾眉”与“善淫”。真是天知道。这就让屈原自己也显得很可疑了。我们弄不清他们之间的这些事,只好先“存而不论”。但屈原又同时怒斥着“天下”的人,这就可以讨论一番了。“天下皆浊而我独清,天下皆醉而我独醒”,这就是屈原的愤怒。但竟会有那么多的人招惹了屈原,难道都是为了国家大事么?虽说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那终究还是要人家自愿。总不能因为天下人不是都那么关心天下事,就将他们全骂一个遍吧?所以为了国家大事,激愤到与“天下人”对立的地步,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中,大概也只有屈原一个了吧?须知在任何的政治行为中,牵怒于所有的人都是不对的。屈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两千年多来,人们对屈原的故事却一直深信不疑。这也不奇怪。因为除此而外,我们似乎也真的无法解释屈原那冲天的愤怒究竟从何而来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成说。这个成说来自司马迁。最早读他的《屈原列传》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得稀里糊涂,一头雾水,只认作是自己的古文太差。后来能读些东西了,再读《楚辞》,遇到不解之处,翻看各家注释,居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时再回过头来看看《屈原列传》究竟怎么说,才发现根子还是出在司马迁的身上。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一篇乱文,这篇宝贝传记真可以说写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司马迁当然是文学巨擘,他的《史记》不但波澜壮阔,而且条贯清晰,但《屈原列传》却是一个例外。这篇史传就是放到二三流的史书中,恐怕也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不是它写得不精采,是它最精采的地方就是它居然能把一个极简单的故事写得如此混乱。首先就是时间上的混乱。读这篇传记,你不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才怪。就说《离骚》,你要想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根本不可能,因为在《屈原列传》中,这篇东西很象是被写了两次。司马迁说,屈原早先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后来受到上官大夫的排挤,被楚怀王“怒而疏之”,于是屈原“忧愤幽思而作《离骚》”。所以《离骚》应该是屈原早年的作品。但是后来,在过了十几年,甚至也可能是二十几年后,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前赴秦王之会,被扣作人质,客死敌国。屈原却又受到新王猜忌,遭致“放流”。于是,他“眷顾楚国,心系怀王”,又写了一篇东西。这篇东西按照司马迁的描摹,是个“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东西。这篇东西被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拿去进谗,惹得楚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遂在写下《怀沙》赋后投江而死。那么那篇惹怒了楚顷襄王的东西又是哪篇作品呢?翻遍楚辞,除了《离骚》,我们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算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东西了。于是乎,《离骚》究竟写于何时?为何而写?所抒何情?所写何事?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连串再也说不清楚的公案。

这个结果与司马迁的叙述方法有关,这个方法就是在所有的关节处都给你打马虎眼。屈原被谗见疏之事很早,为此而作《离骚》。对于“离骚”二字,司马迁解释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但这时的屈原“忧”则忧矣,“离”却并未。因为在此之后,他继续作楚国的大朝官至少有十四年之久,并没有离去。那他是“离”的什么“骚”呢?在这十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他揭露过秦国的欺骗,出使过齐国,上言请杀过张仪,后来又阻止过楚怀王前赴秦王之会,直到老王客死,新王继立,他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一直在国家高层参与重大的讨论与活动。那么司马迁说他写《离骚》的心情是“劳苦倦极,疾痛惨怛”,这又是为什么呢?老楚王只是“疏之”而已,并没有把他怎么样。新楚王虽然“放流”了他,“迁”了他,但比起比干梅伯来,这又算什么呢?他何至于自己跳到汨罗江里去了?

《屈原列传》是一篇很古怪的传记,它只述事,不纪年,于是你很容易将一些并无关系的事件连贯起来。在《楚世家》中,秦使张仪欺楚以六百里之地的事发生在楚怀王十六年。当时屈原曾经建议楚怀王将张仪杀掉,怀王未纳。后来楚怀王又不听屈原之阻,前赴秦王之会,客死敌国。这件事发生在楚怀王三十年,与张仪之事相隔十四年之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件事。但司马迁不著其年,用一个“时”字将这两件事径直联接了起来。什么是“时”?就是“当时”。将时隔十四年的事件称为当时,这算是什么历史呢?整个《史记》就没有一篇传记是这样写的。当然,宽容一万倍的说,司马迁爱怎么写是他的事,何妨有一个特例!但问题是在这里:按照司马迁的所述,屈原对于楚国的历史是一个极其重要作用的人物。从后来暴秦一统的历史结局看,屈原简直就是当时唯一一个清醒的先知。但这个人却史无其名。战国时期的重要史籍只有一部,就是《战国策》,其中根本见不到屈原的踪影。这也许可以提醒我们一些什么吧?

其实关于屈原,我们可以拷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甚至就连他的名字也是一件让人疑窦丛生的事情。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讲得够清楚吧?其实一点也没讲清楚。为什么?因为这和“屈原”本人说的不一样。“屈原”在《离骚》的开头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以吾降。皇揽睽予以初度兮,肇赐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什么意思呢?意思太美好了。他说:“我是高阳帝的子孙,我的父祖是伯庸,当摄提之星(十字座)照耀着孟陬之野(东方)的时候,我在庚寅之时(黎明)降生。父亲端详了我最初的形貌,赐给我美好的名字:我的名是正则,我的字是灵均”。听到了没有?屈原根本没提什么“屈原”和“屈平”,他说他的名是“正则”,而字是“灵均”。两千年来,后人对这个“正则”和“灵均”费尽了猜详也不得要领,就是因为司马迁一开始就没有讲清楚的缘故。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古代,虽然多名者并不少见,多字者亦或有之,但是同时拥有两套正式的名和字的人却非常少见。为什么呢?因为“名”与“字”的相配,对于一个人的身份是相当庄严的事,非有特别的原因,一人拥有两套身份的事很少发生,特别是在战国这样中国姓名体系形成的较早时期。但就连这我们也宽容它一万倍,将屈原看作是一个少见的特例,司马迁对此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哪怕是说一声“不知其详”呢?但这位大历史学家什么也不说,就给我们搁在那里了。

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楚之同姓”。楚王姓“芈”,屈原姓“屈”。“屈”和“芈”怎么就成了“同姓”了?后人解释屈姓始祖是楚王子芈暇,芈暇封于屈地,其后因地得姓,成为屈姓。所以远溯初祖,屈原可以算是楚国的宗室贵族。就算是这样吧。但这是“同宗”而绝不是什么“同姓”。在中国的宗姓理念中,姓所以异其宗,没有什么同不同的问题。所谓“同姓”的说法根本就是讲不通的。所以司马迁开篇三句话,对“名、字、姓”三事讲的全都不到位。这就要说到“屈原”自己的说法了。他好像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贵族,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楚国人。他真的这样说了吗?读读《离骚》的第一句话就知道了。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帝是“五帝”之一,被认为是楚国的始祖,所以所有的楚国人都是高阳氏的后代。这算是高贵吗?屈原说他是“高阳帝”的苗裔,与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黄帝”子孙一样,表达的是对于民族共同性的认同感,并没有自诩高贵的意思。屈原在最普通的平民意义上宣示自己的身份,表达的是作为一个普通楚人的自豪感,这说明了他的情感走向。但屈原那么骄傲的提到了自己的父祖“伯庸”,如果他的血统果真那么高贵,他为什么对此连提也不提呢?当然,这也不能最终证明他是不是贵族。他或许真的是一个贵族,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这样说,他只说了相反的话。

司马迁在这里打的这些马虎眼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与《史记》的整体风格极不相称。从《史记》的叙述风格来看,司马迁是一个对于人物的名字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他在史文中常常各种称呼交替使用,将自己对传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般来说,他越是钟情和喜爱的传主,名称的变化也就越丰富。比如伍子胥,他在他的传记中就是“伍子胥、子胥、胥、伍员、员”交替使用,可以说将所有可能的称呼全都用了一个遍,显出一种特别的亲切与爱重。《史记》中的人物纪传,命题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以字命篇,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伍子胥列传》;有的以名命篇,如《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李斯列传》;有的以封爵职官命篇,如《孟尝君列传》、《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有的以敬称命篇,如《孔子世家》、《贾生列传》、《商君列传》;还有的以别号命篇,如《樗里子列传》、《扁鹊列传》、《犀首列传》,等等。这些不同的题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托着司马迁的情绪和情感。一般来说,对自己同情和喜爱的历史人物,他会以字来命篇,这与古人称字以示尊重的习俗有关。《礼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项羽名藉、陈涉名胜、伍子胥名员,司马迁都是以字来称呼他们,表达了很深的感情。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传主则会直呼其名,象苏秦、张仪、李斯这些纵横口舌之士,司马迁甚至都没有将他们的“表字”记载下来。当然也不尽然,廉颇、蔺相如、蒙恬、萧何、曹参等人也是有名无字,这或许是他们的字司马迁并不知道。这种以名命篇的传记很少,大部分的传记则都是以封爵、职官、尊称和别号来命篇,象孟尝君黄歇、魏公子魏无忌、淮阴侯韩信、张丞相张苍、李将军李广,这是以职封题传。孔丘而称孔子、孟柯而称孟子、商鞅而称商君、贾宜而称贾生、郦食其而称郦生,则是以敬称题名。至于别号,“犀首”是什么,至今说不清,其人名公孙衍,曾为秦相,是张仪的死对头。“扁鹊”本是上古神医的名字,汉时医官淳于越得以为号。他的传记主要是为了记载他女儿的事迹,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缇萦救父”。至于“樗里子”就更有意思了。“樗”是臭椿,“里”是里巷,“樗里子”就是“住在臭椿巷子里的人”。樗里子是秦惠王之弟,名嬴疾,为人多智,号为“智囊”,“智囊”这个词就是起自于他。这些别号说明了传主的广泛影响,司马迁用来称呼他们,表达的也是一种欣赏之意。但这种很随意的作法后世史家就都不再使用了。这种名称的丰富变化构成司马迁史传风格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那么司马迁对屈原也是那么的一往情深,在传文中也是左一个“平”,右一个“原”的叫着。那么对于屈原自己所宣示的那个“嘉名”,那个让屈原自豪无比,也让后人浮想联翩的“正则”和“灵均”,为什么就不置一辞了呢?

《屈原列传》是一篇乱文和阙文,有着严重的混乱和重大的疏漏,这已经够令人难以置信的了,但它还是一篇明目张胆的篡文,这就让我们很难接受了。楚怀王三十年,楚怀王赴秦昭王武关之会,《屈原列传》记载屈原的谏阻,说:“秦虎狼,不可信,不如毋行。”但在《楚世家》中,这话却是昭雎说的:“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两个人说着同样的话,这在史传中也是很少见的。唐人司马贞索隐《史记》,认为这是两人同时说了这句话,但也太雷同了。而且若是果真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分别写上“屈原亦曰”和“昭雎亦曰”,以更显其言的重要呢?反而在两传中留下了颇为明显的矛盾和空白,让后人去大费猜测?所以后来有人干脆认为昭雎就是屈原。这就更有意思了。屈原史无其名,昭雎却是屡见于《战国策》的风云人物,他俩要是同一个人,关于屈原的种种疑问就可以全都迎刃而解。但这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昭雎的事迹太显赫了。楚怀王被扣后,楚国人心大乱。《楚世家》记载昭雎力排众议,拒立幼子,单身潜往齐国迎回太子横即位,这就是楚顷襄王。而屈原呢?受到上官和子兰的排挤,被楚顷襄王放流了。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昭雎后来做了近二十年的楚相,屈原则在被放流后沉江而死。楚顷襄王在位三十六年,始终欲报怀王之仇,在《楚世家》中,他可谓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在强秦的重压下,国势再削再振,不但数次击退秦军,还与诸国联手攻齐图周,一度占领齐都临淄,尽取淮北之地,打得齐王差一点亡国。这个形象,与《屈原列传》中那个近小人,远贤臣,信谗媚之言,忘君父之仇的昏君也有太大的差距。司马迁的这两篇纪传,自相牾如此,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在《楚世家》中,楚怀王死后的楚国,贤臣秉政,明主当朝,虽有胜负,事未可知,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堂年河西”的时候。那么在《屈原列传》中,他又让屈原“殉”的是哪门子的“国”呢?所以在《史记》中,同读两传,对于这一个时期的楚国历史,你是根本无法统一起来的。

司马迁对史料的篡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屈原结局的篡改。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屈原被逐以后,“至于江滨,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时一位渔父问他:“何故至此?”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以故见放。”渔父劝道:“那你何不随波逐流,与世浮沉,何必要与世道相抗呢?”屈原愤然答道:“我宁愿葬身鱼腹,死于清流,也不愿意与世人同流合污!”于是写下《怀沙》之赋,“自沉汨罗以死”。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其来源却是楚辞中另一篇讽刺性的散文小品《渔父》,挖苦的正是屈原本人。司马迁差不多整个照录了《渔父》的原文,但把结尾算改了。《渔父》文说,那位渔父在听完屈原的愤激之辞以后,“不复与言”,掉头而去,唱了一首《浪沧歌》,大意是:“水清可以洗我的头,水浊可以洗我的脚。”意思是你那个“清流”也并不是那么干净。故事至此便戛然而止了。这篇小赋肯定的是一种与现实妥协的人生态度,而口口声声宣称“死也不肯”怎样怎样的屈原则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抛弃。但司马迁“移文入史”后,却将渔父的歌嘲完全删除了。他将《楚辞》中的另一篇小赋《怀沙》接过来,让屈原在重申了一遍“知死不可让兮”的决心后,真的抱起石头投水自杀了。文学作品可以不可以作为史料,本身就大有问题,而将两篇文学作品对接成史,就更是不象话的作法了。《怀沙》究竟是什么意思?写的又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并不清楚。司马迁说“怀沙”就是“怀石”。但沙怎么就是石呢?他也没给出任何解释。以至朱熹首鼠两端,说屈原这是“怀沙抱石以自沉也”,意即他是同时抱着一块石头和一袋沙子沉到水里去的,这真是勉为其说。所以蒋冀就不相信,认为“怀沙”应是怀念长沙。屈原死于战国,司马迁记于汉朝,但朱熹到了宋朝还在研究屈原的死法,蒋冀到了清朝又提出新说,这就都是让后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说到底,“篡文为史”是史家不为之事,没有任何的可信依据。  所以难怪后世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将屈原及其一干相关人物如上官子兰者之流,统统从那一时期的历史中剔除了一个干干净净,这应该能提醒我们一些什么吧。

《离骚》写的究竟是什么?直到现在也还是一笔糊涂帐。甚至连屈原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其人也还在未定之中。但《离骚》这么一部鸿篇巨制放在那里,又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事情恐怕还是先好好的读一读它,看看它自己究竟都讲了一些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一部《离骚》通篇读到底,看不到任何与当时的秦楚关系和战国形势有关的内容,它不但无一字一句提及当时楚国面临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甚至也完全看不出作者对军事,外交,政治、财经这些国家事务有任何的兴趣。他喋喋不休的讲述着的是一些与此完全无关的话。这篇长诗的情绪色彩极其强烈。虽然人们努力了两千余年,一直也没弄清它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情,甚至也读不大通它的许多章句,但人们却一直被它的情绪所深深的感染和震撼。这真是世界文学史中的一个奇迹。但人们的感动中也充满着惊讶,这惊讶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那就让我们从大致可以读通的那些辞句,来看看“屈原”在《离骚》中究竟都讲了一些什么?

从那些最醒目的辞句上,我们可以看出屈原是一个极其女性化的人物。他对自己的形容是“内美”、“美”、“修好”、“修态”、“蛾眉”,最后……还有“善淫”!这就不仅仅是“美”的概念,而且还有“性”的概念了。这实在是一些很让人目瞪口呆和匪夷所思的话。“美人以喻君子”,这是注骚家们通常的解释,但有这样比喻的吗?这恐怕绝不是比喻,我们只要听听他讲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离骚》中有一大段诗句,包括了好几个章节,喋喋不休的发泄着对另一个男人的抱怨。这个被他称作“灵修”和“荃”的人据说就是楚怀王。诗中有整整三章记录着他对“荃”和“灵修”的诉说,其文曰: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这段话译成今文,大意就是:“我为你前后奔走,希望你仿效前王,你这个荃不体察我的衷情,却对我大发脾气。我早知多说话会招惹了你,但却放你不下,我指九天作证,这都是为了你灵修!你当初既与我成约,为何又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我并不难与你别离,我伤心的是你这个灵修总在变化!”这里的语气与以往的译文有很大不同,但意思却绝对是准确的。为什么呢?一直以来的注家,都将此解读为一段政治对话,认为这些话说的是楚怀王曾经与屈原共同商定过某项国家大计,后来却因为遭到谗阻而中沮,楚怀王并对屈原“怒而疏之”,因而屈原指责楚怀王。但这可实在不像是君臣之间的话。不要说在古代的君臣之间,就是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中,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约定了以后就不能改变的。没有这样的事。君王绝不会作出这样的承诺,更不会接受这样的约束。这倒不一定就是君王专制,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不可能放弃随时修改决策的权力。甚至就是在普通的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中也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推诿,敷衍,托辞,搪塞,甚至失信和背弃。这都不是人们喜欢的事情,但却是大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法律呢?为什么要立字据呢?没有这样的保障,谁可以要求对方“说了话就一定得算数”呢?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但是只有一种人可以这样做,只有他们或者她们可以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且不须要什么理由,这就是恋人。在恋情关系中,情感是可以不讲道理的,恋人的要求就是“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所以她或者他可以向对方要求无条件的忠诚与守诺。为什么呢?因为反正做不到也无伤大雅,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在显示彼此之间的特别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撒娇。而屈原这些话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正是这样的一种娇态。屈原将他与楚怀王之间的情感情态描摹到这个地步,这还是比喻吗?恐怕早就是淋漓尽致的描摹了。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只在于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是同性恋。但在古代,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男风却都曾经是普遍的风尚,并且特别在贵族和王室中表现尤甚。《离骚》的这些描写,显示的也正是他们生活中的华贵气象。今天的人当然很难欣赏这种古老的风尚,但这却是一个难掩的特质,不正视这一点,不正视《离骚》中极尽渲染的这个基本情绪,这部长诗的整个倾诉,就将无从解读。

再有就是屈原那极其怪异的装束和行为了。我们在现代的画像和雕塑中所见到的屈原,朝服舄履,高巾长剑,一脸萧瑟,满眼风云。但在古本《楚辞》的绣像插图中,屈原却是一付十分滑稽的模样。他罩着蓑衣似的披肩,系着草裙似的蔽障,顶着草帽似的荷冠,女人不象女人,野人不象野人,丑角不象丑角,乞丐不象乞丐,再加上华贵的冠带服履,你绝对想不出这到底算是哪一个时代的洋相。这身走火入魔的装束光怪陆离,但在《离骚》中屈原却正是这样描画自己的:

 

“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结幽兰而延伫”。

 

在那些纷华的诗句中,他满身都是枝叶,而且种类繁多,变化无穷。那些植物有的我们能够知道,象“桂、兰、芷、椒、蕙、茝、菊、杜蘅、菌桂、秋兰、木兰、芳芷、薜荔、芰荷、芙蓉、留夷、茅”等等,还有一些象“江离、揭车、胡绳、木根、宿莽、箓、”到底是些什么花花草草我们就很难考证了。那穿法也很复杂,有“扈、披、结、揽、索、垂、申”等种种名堂,衣制则有“衣、冠、裳、服、佩”等,真不知他穿着的这身行头走出门时会是一付什么模样!注家对此的解释是“香草以喻美德”,但他写的可不是“香草”,而是“穿香草”。谁会这样做呢?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真的是“香草以喻美德”,那让它们好好的生长在原地就很好了,让它们临风亭立,摇曳生姿,不管是“喻”美德”也好,还是“喻”风度也罢,都既生动又贴切。可把它们弄来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又是在比喻什么呢?这些不伦不类的不经模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不知所云和将芳草嘉木原有的美好意象弄得一团糟之外,这不是彻头彻尾的画蛇添足和弄巧成拙又是什么呢?

这很不像是比喻。这些草木在长诗中被反复展现,贯穿终始,它们不是偶尔借用的意象,而是一个通贯全诗的整体图景和完整过程:

 

“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他的前襟一边挂着“江离”草,一边垂着“薜芷”草,腰后则缝纫着“秋兰”作成的“佩”。

 

“朝搴陂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为了制作这种的服装,他清晨在山冈上择取“木兰”,黄昏在水边集“宿莽”,这真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图景。

 

“余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他不但采集,还种植花草,“九畹”兰花和百亩“蕙草”,合近二百亩。就算是比喻和夸张,这气魄也够大的了。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于是他用“芰荷”做成上衣,用芙蓉做成下裾。“芰荷”据说就是薄荷。在战国的中晚期,在苏秦、张仪、王翦、白起这些人物活跃的那个时代,屈原这身衣服究竟新潮到什么程度,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更有甚者,他还吃起这些东西来了。

这就不象是一般的比喻了。这是淋漓尽致的渲染。但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呢?后人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搞明白。我们可以知道的只是他这身装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他仍然孤芳自赏,卓尔不群,随后就向着那些与论进行了激烈的对抗。他痛詈反对他的人是“党人”、“群小”,诅咒他们“嫉妒”、“贪婪”,骂他们是“秽”、“茅草”、“鸷鸟”、“粪壤”。但人们还是解读不出这究竟都是为什么,于是只好继续将它们视之为“比喻”。但它们又可以比喻些什么呢?

对于他的“饮露餐英”,“朝搴夕揽”,“制衣集裳”,没人能说出这是在比喻什么,但对那二百亩的“滋兰树蕙”,注家们却找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这是屈原为楚国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人才。这个说法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汉朝王逸首次注骚时,还只说这是屈原“虽见放流,犹种莳众香,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就是自我修养。到了宋朝,黄庭坚就有了“兰似君子,蕙似大夫”的联想。再到南宋,赵南星首开新说,称这是屈原“言己平日培植群贤,序所谓率其贤良以励国士者也。”随后钱澄之,蒋骥,朱熹,洪兴祖,戴震诸名家纷纷跟进,遂成定说。但屈原是在储养人才?这才是真正的痴人说梦。在古代,一个大臣私自蓄官,不办他一个培植党羽才怪!这种由一个特定的大臣举办干部学校来培养官员的事,在古代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何况屈原带着冲天的情绪在那里办“党校”,恐怕也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