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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设施与以工代赈     邹蓝

前几天，中央气象台的暴雨橙色预警说，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而这几天新闻媒体有了大篇幅的水灾救灾报道。国家防总办公室截止20日16时的统计是，南方9省区累计受灾人口达1532.9万人，农作物受灾535.5千公顷，因灾死亡147人、失踪93人，转移人口86.2万人，倒塌房屋6.8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亿元。

这些地区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区，2个月前也有让国人关注的救灾重大新闻，但不是水灾，而是特大旱灾。他们刚应对完重大旱灾，现在却因降水太多而遭遇水灾。要水时没水，不要那么多水的时候却来了超量的水。于是这些地方的民生受到双重的毁损，经济发展受到破坏。

当人们关注华中华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豪雨导致洪水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同样一些地方在4／5月份的旱灾灾情？有多少人能进一步想到，旱灾和水灾，实际上只是同样一个硬币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的面而已？这个“硬币”，就是水利设施。

旱灾和水灾，都是天灾。全球大气升温导致极端气候现象不时出现，固然可能是原因。但是当五十年一见或者百年不遇的说法一再出现时，我们是否真能接受这些说法，认可自己机缘好，能一再遇到人家百年都不一定遇到一次的事情？

如果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那撇开大自然的责任，我们该再问一问我们自身有没有责任。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天持续不下雨，就遭遇旱灾；而雨下得大点则居然导致江河泛滥成灾呢？

如果有相对完善的水利设施，我们应对稍微过头一点的气候现象，应该有较大的弹性。问题是，新建的有豆腐渣，失修的连渣都没有。朱总理当年在九江决堤处的痛斥依然在耳。温总理在西南大旱中视察灾情时则指出，“要痛定思痛，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水利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上面。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集约和高度组织化进行的。而乡村改革则在组织方式方面分散到户。种植养殖的个人积极性固然可以大大调动。但是分散的小农，无力应对自然的灾变。水利命脉则因缺乏集体行动而年久失修，连气候幅度稍微大一些的变动都无法应付。粮食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安全。而国家稳定和发展，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安全和水安全。

4万亿防国民经济下滑的投资，有十分之一投入全国乡村水利设施的修缮和新建，当可以让国民经济的基础，夯得更结实一些，让国民经济的运行更安全。因为，能源和原料基本都可以进口，唯独作为人的生命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种性质兼有的水资源，难以进口。华北和北京都要靠远距离的长江调水来维持社会和经济发展了。水利建设，关系到水安全。

如果考虑到4万亿刺激明年退出，就业形势就非常严峻。那么借鉴美国大萧条时田纳西流域整治方案中的以工代赈方式，政府出资，回乡民工出力，把大大小小的省、县和乡村水利工程初步整治修复一番。夯实国民经济和农业的基础，以及缓解民工和乡村就业问题一举两得。如果再考虑修复后各级水利设施的维护以及经营（用水者付费，但是可以享受政府农业或者粮食生产补贴）方面需要人手，那么长久的就业岗位也能因此而创造一些。

而一旦乡村水利问题初步解决，各级政府的救灾款就可以减少了。而经营生产条件稳定一些，乡村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也有了更好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花一大笔钱用于整治修复现有失修的乡村水利工程和水利设施，是对中国长久发展和长治久安非常有利的。

201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