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受害家长卫生部门口被打骨折真相
王克勤 冯军
昨晚18时,被释放出来的山西疫苗受害家长易文龙的妻子王姬凤向我们讲述了疫苗受害家长此次进京上访,被拘留、被挨打的详细情况。
自6月25日进京以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疫苗受害家长多次到国家卫生部、国家信访局上访,皆无果。而7月19日中午,10名家长在卫生部门口遭一群身着公安标志服饰的警察殴打,打人者出手很重。上访者中有四人伤势很重,辽宁省葫芦岛的杨玉奎右侧第6根肋骨骨折,左手小拇指骨折。
连续多日多次到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
2010年6月25日上午9时,山西家长易文龙、高二清、王卫峰,山东家长王奎年、孙红丽,河南家长卢卫卫、马泽民、刘凤琴,北京家长李玉芬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疫苗受害者家长聚集到国家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要求“卫生部出示中华医学会的鉴定报告”,“给受害儿童一个说法”。“卫生部今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不是已经公布了鉴定结果吗!?为什么至今不给我们一封鉴定报告呢,山西疫苗家庭没有一户得到卫生部的鉴定报告。”
“国家给我的孩子做了鉴定,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鉴定报告吧!”
6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仅一岁的疫苗受害儿童、卢卫卫女儿卢佳润病情发作,连续抽搐十多分钟。上访家长要求卫生部将卢佳润送医院进行救治,卫生部一官员让家长自己送去。家长们表示没钱,那官员回答:“现在医院有先治疗再交钱的。”
请愿两个小时后,即上午11时许,卢卫卫及其女儿被带入卫生部信访办。卫生部信访办答应“去河南商丘处理此事”,并且给商丘市卫生局写了一封函。“……我处张处长将于6月26日晚抵达商丘,参加联合接待。约定联系人:梁园区CDC于**,13937015221。”
于是6月26日,卢卫卫及妻子姜娜娜带上女儿一起回商丘老家,等待事情的处理。然而6月29日,卢卫卫再次进京上访,因为“事情根本没有处理”。
任姬凤表示,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家长们多次到国家卫生部门口去上访请愿。
6月28日上午10时,8名疫苗受害者家长又来到国家卫生部门口。当天中午12时14分,易文龙给妻子任姬凤发了短信:我们被警察带走。下午14时左右,易文龙又打电话给妻子任姬凤说,自己被带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下午17时左右,8名家长全部被释放。
6月29日上午10时,7名家长继续到国家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并打出 “为全国儿童健康权益、为疫苗受害儿童向卫生部讨说法”的标语,喊出 “要见陈竺部长”的口号。
29日上午12时,易文龙在卫生部门口碰到了家乡洪洞县万安镇卫生院院长洪奎(音),对方说去卫生部报到。
6月30日家长们继续去国家卫生部门口抗议请愿。上午11时左右,一菲律宾记者来采访这些家长。在卫生部门口往西20米处,两个警察把家长们赶走,并质问“你们接受什么采访?”
“中国疫苗受害者请求支援”
7月1日上午,疫苗受害者家长们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访,无人接待,并与一工作人员争吵起来。
当天下午,8名家长又先后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打出“中国疫苗受害者请求支援”的标语。对方表示,“疫苗事情还要当地政府处理”。
7月2日,家长们再次去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卫生部给每位家长发了一份红头文件。称:从2010年6月25日起,你们连续多日到我部机关门前聚集,……为此,特请你们依法维权,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携带相关材料到我部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
任姬凤表示,早在2008年易文龙就向卫生部信访办、国家信访局反映了情况,并递交了相关材料,一直没有任何结果。
(7月21日晚23时许,山西疫苗举报人陈涛安对我讲:“王老师,易文龙和高二清去卫生部索要专家鉴定结果,卫生部拒绝提供。易文龙和高二清在卫生部门前被警察抓了,高二清的眼睛被打伤了。”“关于易等人的事情,我向山西卫生厅反映了,指出卫生部拿不出鉴定报告,说明今年4月6日卫生部的新闻发布纯粹是无本之木,是对广大疫苗家庭及全国人民的欺骗。目前该事件已被国际媒体关注,建议他们立即解决赔偿问题,否则将承担事态恶化的责任。”)
7月3日,家长们分别给卫生部信访办邮寄了书面材料。
并且7月4日,杨玉奎、孙红丽两位家长去卫生部信访办反映情况。
7月4日当天,易文龙接到卫生部信访办的电话,说山西洪洞当地政府人员要和易文龙谈话。同时,其他家长也陆续接到家乡政府人员的电话,要求家长们“回去处理问题”。
7月5日上午9时左右,孙红丽等7位家长到达国家信访局。“因担心被地方政府人员截访回去”,他们并没有递交相关材料。
任姬凤回忆,7月6日、10日、11日家长们在住处休息;7月7日、8日、9日、12日又去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
这些天,只要家长们出现在卫生部门口,半小时后就有警车开来,因担心被抓,家长们只好离开。同时,每一次抗议请愿活动,卫生部都会派人进行摄影摄像。
河南卢卫卫被纹身大汉“抢走”
7月13日,家长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卫生部门口。上午10时左右,一辆警车开过来,家长们并没有离开,而是原地坐着。
下午13时左右,10多个国内外记者赶来采访。卫生部官员“张鸣”(音)出来阻拦记者采访,并与家长们争吵起来。
张鸣对易文龙说:“你家孩子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打的不是标签疫苗”。
7月14日上午11时49分,辽宁葫芦岛当地政府官员来到卫生部,劝说杨玉奎“回去处理”。杨玉奎多次向他们下跪磕头,当地官员毫不理睬地走进了卫生部。
7月15日中午12时,家长们在卫生部门口唱国歌,要求“见陈竺部长”。突然出现两个带有纹身的大汉,将河南卢卫卫夹着带进了卫生部。
“速度是那么快,只有两秒左右时间,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带进去了。”任姬凤说。
当天下午19时45分,任姬凤收到卢卫卫的手机短信——“……被不明身份的人抓,他们身上有纹身,至今公民安慰(稳)不知”。
7月15日当晚,卢卫卫被送回河南商丘。7月16日、17日、18日,其他家长们在住处休息。
辽宁杨玉奎被打骨折
7月19日上午10时23分,9位家长又来到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
为保证不像卢卫卫一样被单独抢走,家长们用铁链将自己绑在一起,以防不测,并且手举着“关注疫苗受害者”的标语,一起高唱国歌。
上午12时左右,易文龙妻子任姬凤正在卫生部门口马路对面拍照,被卫生部官员张鸣(音)发现。一名穿着黑色衬衣警服的警察追上去抓住她的右胳膊,询问“你拍照是什么意思?”并伸手抢夺相机。
此时,周围二十多名警察也向任姬凤围过去。易文龙等被铁链绑住的9位家长见势不妙,奔跑到马路对面去“保护”任姬凤。家长们为了防止任姬凤被抓走,把她也用铁链绑起来。
当下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家长们也集体向警察下跪,并喊口号“还我们相机”、“张鸣下台”、“我们要见陈部长”。
喊口号持续了两分钟,突然任姬凤听到有人喊:“把大车开过来,将他们往车上弄”。
12时23分,40多名警察将10名家长强行推上车,遭到家长们的极力反抗。之后,警察拿来钢钳将铁链剪断。
在十分钟左右的在扭打过程中,多名家长受伤,4名重伤,其中辽宁葫芦岛的杨玉奎右侧第6根肋骨骨折,左手小拇指骨折。
下午13时左右,10名家长被送往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此时任姬凤心脏病发作,卫生部人员拨打120急救,将任姬凤、杨玉奎、高二清、易文龙、李玉芬、刘凤琴等6位家长一并送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查伤情。
杨玉奎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左膝、左小指软组织挫伤,左小指末节指骨骨折,胸骨骨折。
任姬凤的检查报告单记载:胸部未见活动性病变。如症状不减,请进一步检查。
下午18时左右,在医院检查完毕,却未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下,6位家长又被送回展览路派出所。
任姬凤气愤地说:“杨玉奎伤势那么严重还是不让治疗,真的太不人道啦!”
8位家长被拘留
在展览路派出所,4名女家长和6名男家长分别被关在两个房间。7月20日中午12时,派出所开始对他们一个一个地审问作笔录。
后来被释放出来的江西王健反映,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铁链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绑上铁链?”
7月20日下午16时左右,任姬凤因为只是拍照,没有参与上访事件,情节较轻而被释放。
7月20日晚上22时30分左右,江西王健也被释放,民警将其送到西直门地铁站。释放理由是王健儿子还在北京道培医院移植仓内移植骨髓,需要家长照顾。
王健讲述,在他被释放离开派出所之前,4名受伤家长并没有接受治疗;特别是伤势严重的杨玉奎,连药都没有,疼痛厉害,情况十分危急。
另外,在他被释放前不久,易文龙等8位家长被要求在拘留证上签字。拘留理由是“妨碍公共安全秩序,阻碍人行道交通”。 同时,派出所也让他们在一幅家长们绑着铁链的照片上签字。
据悉,7月20日晚,8位被拘留家长已转移出展览路派出所,目前具体关押地点和拘留期限皆不清楚,手机均打不通。
昨夜,山西大同疫苗受害家长高二清妻子给我们电话里讲:“高二清曾经联系过我,说被关在西城区看守所里,让我不要担心。”
当我发出上述文字的时候,接到来自四川雅安上访者母亲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诉,自己的女儿到北京上访,一到北京西站即被当地政府抓了起来,已经抓回当地了。现在一直被关押着,老人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被伤害。
我每天都会接待大量上访者,这些年来,已经有许多上访者在上访路上被关押或受到严重伤害。
去年国庆期间,山东龙口市的上访者李淑莲在被当地政府劫回后,死在了当地信访机关。
想到一系列的上访事件,我便想到数年前自己写的一篇与上访有关的文章,四年后将这篇文章,连同今天疫苗上访者的故事一并公布出来。
百姓上访!是否均可视为“骚乱人群”?!
针对集体游行骚乱长春警方举行实战演练(图)
“骚乱人群”拉起横幅
“骚乱人群”
“骚乱人群”与警方对峙
2006年7月20日早8时,长春市公安局在文化广场举行了一次实战演练,公安、消防等多警种参加了此次的演练。此次实战演练主要针对集体骚乱、游行暴乱等行为举行。8时30分整个演练结束,最终民警制服“游行闹事”人员,驱散“骚乱队伍”,扣押“组织者”。
此报道来源:
http://news.163.com/06/0720/18/2MGBJ5LD0001124J.html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与报道的时候,心又一次被扎的生疼生疼!!!我的心在滴血,为我的中国父老乡亲们。
作为一个关注民生的记者,由于工作关系,我长期与上访者打交道。我本人因为报道黑幕被无辜开除公职后也曾经苦苦上访过,拿着成沓的材料上政府部门讨公道,那滋味真不好受!这
些年来我接触过数千名上访者,尤其是我到北京工作后,许许多多的人都找到我。基于此,我对中国的上访者还是有一些基本认识的。
根据自己上访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大量上访者的观察研究,我发现中国老百姓不是屈辱到百分之百,是绝对不会走上信访之路的。
俗话说“打死不要饭,屈死不告状”。
被奴化的传统中国人,天然的缺少权利意识与反判精神,另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我老家那里就是这样。
于是中国老百姓遭遇屈辱与不公之后,第一反应便是“忍”。只要能忍受过去的能忍则忍、能让便让。平民百姓不仅不敢与流氓势力相抗衡,更不敢与当官的和有钱人相抗衡,俗话说“
民不与官斗,贫不与富斗”。因为与官斗与富斗者,最终基本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数千年来血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人们,民告官没有好结果。人们便相互安慰,“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于是便把能忍与不能忍的都忍了,不忍又能怎么着?去打官司,你能
打过官家、商家?去上访,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搭理你;去得人多了,搞不好就变成了“骚乱人群”。
我长期在中国农村与社会底层奔走,总体感觉,面对极大的不公平与屈辱,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基本采取的是“忍气吞声”。而楞是要打官司讨说法的人,一般最终很少
有好结果的。
基于以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与经验教训,使中国老百姓自然的很“乖”、很听话。
然而,如今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传递方式相对多元的时代。尤其电视媒体让老百姓看到了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于是也便启蒙了老百姓的权利意识,特别是当面对乱收费时、当
面对暴力圈地时、当面对强制拆迁时、当面对自己不断被剥夺时。
一些农民为了自己世世代代赖以生息的土地不被掠夺,一些平民为了自己一生唯一房屋不被强迁,在寻求司法而不主张公理的情况下,走上苦苦的上访之路。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接待的上访者中,土地被掠夺的农民与房屋被强拆的平民占了绝对多数。还有一大部分便是在国企改制中被一脚踢出来的流干了血汗的老工人。
就在这几天我在东北采访过程中,依然听到一个村子的100多农民因不同意政府占地,而被800多名警察殴打的事情。这让我想到了定州血案,想到了许多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在城市里,拆迁已经变成以下照片上的这个样子,其实在我调查过的许多地方要比下图的这个情况更加严重:
看到这张如此熟悉的照片时,我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能把它发表出来,这便是发生在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事情啊。
这样的队伍走过,老百姓的房屋倒了,更可怕的是一些老百姓也被打伤或者打死了。这样的案例也已经不少了,在这里我不想重述。
于是为了生存,为了最基本的权利,老百姓走上了上访之路。
于是全国各地的政府门口,尤其是信访部门的门口便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上访者。他们请求政府还他们一个公道!
然而,最近以来正在出笼中的《突然事件应急条例》,以及相关方面给以警察更大权力的做法确实让我忧心如焚。
终于我看到,吉林警方正式的将上访者列为“骚乱人群”,期望这仅仅是游戏。
但,这是游戏吗?
那么什么是“骚乱人群”呢??
我仔细想来,“骚乱人群”似乎没有成文的法律界定。更重要的是按游行示威法,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都是非法的。
但据我了解,迄今为止政府基本没有批准过游行、示威。由此,即所有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均可以被认定为骚乱。
如果所有上访者均被认定为是“骚乱人群”,那么——最终必然是民警制服“游行闹事”人员,驱散“骚乱队伍”,扣押“组织者”。
我至少认为吉林警方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进行了演练,总不能白演练啊,还得实战一次吧。
一位东北的出租车司机昨晚还疑惑的问我“是不是不让老百姓告状了!”
贴完这篇旧文,让我又想起曾经看到过与上访有关的一些照片。
他们都上访无果老百姓何以维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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