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里的旧事■
洪烛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
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幅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即使圣旨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
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了。但一出大前门(七十年代我常从一种老牌香烟的商标画上瞻仰)，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
读书人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无法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
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的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
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解放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兑水。我浅浅的呷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拉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淀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计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
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牌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己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来抢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
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下课时间，一群群服饰群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
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坐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
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不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这就是我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诗人的北京，布衣的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至于远方拱卫的长城，只能算编外了——三重门之外的“城外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两道先后被拆除。
最外层的京城虽然是解放后消失的，中间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则要早得多。几乎可以是伴随着20世纪的抵临而敲响了第一记丧钟:
1900年，东安门在曹锟的“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左安门又于1912年倾塌；1917年拆除了东安门南段皇城城墙、西皇城根灵清官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从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北京人经常念叨的皇城根儿，确实只剩下“根儿”了。或者说，北京人只能凭借记忆来“寻根”了，寻找那被铲断的根。
外城墙遭到破坏，也同样始于解放前：1915年为在正阳门(即前门)瓮城两侧修建火车站，拆除了雄伟壮观的瓮城;
后来修筑内城环城铁路，又陆续拆除了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宣武门的瓮城及朝阳门、宣武门城楼，并挖开了许多道“豁口”以辅导交通。
当然，北京城墙遭受的致命一击，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解甲归田。它的面貌显得有点陌生。
其实城墙并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台湾作家林海音，不敢面对自己的“城南旧事”，那已是一座纸上的空城：“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哭有什么用?假如孟姜女确曾哭倒过长城，难道我们的哭，就能使城墙重新站立起来?更值得一哭的并不仅仅是城墙的垮掉，而是在拆城墙时肯定曾有人欢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损失与残缺。
我们的城墙呢?我们的良知呢?
追忆北京城南旧事[新京报]
文化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要折中
●洪烛（作家，著有《北京的梦影星尘》等多本关于北京的著作）
文化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之间确实有矛盾，从实用功能来说，肯定要现代化一点。
但是，过于注重务实，就会让很多无价的东西遭到损失。这两者应该很好地折中，从偏激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文化遗存全部保护下来，甚至在外面搞一个新城，但很难做到。务实的做法是既要保持城市的原汁原味，免得北京被异化，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地的居民。首先应该尽可能不要让人和文化产生冲突，比如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上卫生间不方便，住在这里的人不喜欢，但是，不住在那里的人希望保留。实用功能应该逐渐转移，避免它与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直接交锋。因为两者一旦发生冲突，最后获胜的肯定是实用功能。
北京与纽约、上海等其他城市不同，就在于它无价的东西。我们现在用无价的东西，换取了一些有价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繁华了，但失去的东西更多。
产权问题是关键
●王军（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
国务院去年1月批准了北京市城市保护规划，对于保护旧城区有一种比较好的表述。主要内容是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明晰产权，鼓励居民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自我修缮房屋，成为房屋修缮和保护的主体。如果这个政策落到了实处，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其他运动，造成了一些房子的产权混乱，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一旦产权清晰了，每家每户就能对他的房屋负责任，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财产。产权问题解决以后，开发商如果要大规模拿地，就要和每一个产权拥有者谈判，而现在没有谈判这个过程。要解决肖复兴涉及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财产权制度的完善，并建立正义、公平的市场交易模式。另外，北京市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概有近二十年没有增加了，这也是破坏严重的原因之一。
像美国的做法就很好，依靠居民自己的力量，一切都围绕着财产权来做。它告诉你房产的价值，规定多少年你一定要修缮一次，修缮时要按照一定的规矩而不能随心所欲，你的权利会受到限制。这样的保护会提升整个街区或城市的价值，你为大家做了这件事，大家可以补偿你，比如减免你的不动产税等。如果你不想住了，你还可以卖出。
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城南的500余处老会馆、八大胡同、大栅栏、鲜鱼口、天桥，以及众多的名人故居等，汇集了老北京众多的风土民俗。近日，作家肖复兴推出《蓝调城南》一书，对北京城南的文化遗迹进行了勾勒和回顾。
京报讲堂11月18日特邀了他在涵芬楼书店进行了演讲。肖复兴谈到自己对北京城南文化遗迹独特性的认识，他认为，虽然城南已褪去了曾经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功能，但它的街巷肌理依然保存较为完好，其历史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远。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90余种书。《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忆秦娥》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肖复兴认为，城南作为北京城曾经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其历史文化涵义，对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远。
■演讲摘录
南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北京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在明朝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时候，从杭州南端起点到北京终点，当时是什刹海。到明朝大运河的码头移到大通河，就是现在的东便门。
漕运码头移到南城，形成了发达的一个基础。
清顺治五年（1648年）的时候，顺治帝下了一个命令，把内城的汉人包括当官的人都赶出来。当时离城边最近的就是前门。过了前门，礼、户等六大部就在前门楼两侧，找衙门口办事方便，导致了前门这一带修建了大量的会馆。到了1671年，康熙帝又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在内城建戏园子、茶馆、饭馆，娱乐业、餐饮业都不让你干，怎么办？还得到前门来。前门商脉、人脉都有了。
老会馆和老戏楼：衔接皇家和市民文化
城南的老会馆、老戏楼是独一无二的。北京的600多家老会馆，有500多家在城南，最著名的会馆里几乎都有戏楼。这些老会馆、老戏楼是由文人和戏剧家衔接起皇家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很重要的阶梯。大家知道，北京的文化的两极，一个是皇家文化，故宫、长城、颐和园、王府，一部分是市民文化，老舍写的《龙须沟》、《茶馆》等，都是市民阶层的平凡人的文化。前门这一带，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人，明末清初，文化人中几乎没有没住过城南的，所有人的故居都可以在那找到。鲁迅先生从南方到北京落户住到绍兴会馆，现在还在，院子很破旧，但是格局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就是报馆也都在南城，很多报人也住在南城，而南城过去是贫民居住的地方，而过了一条墙就是皇城，文人和戏人起到了衔接皇家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作用。
北京区别于别处的地方，就在于北京有胡同。和东西城的胡同比较，城南的胡同特点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城南的胡同第一个特点是成片的，它是真正的普通百姓的街区。第二，城南的胡同多样化。第三个特点，就是城南街巷的独特性。现在八大胡同基本存在，保存非常完好。
基本是明朝的走向，除了房子破烂不堪，地理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变化，非常难得，如果拆了是非常可惜的。
下面我讲讲四合院。四合院有缺点，比如说封闭型和卫生条件。南城的四合院没有王府那么气派，但是南城的四合院使人感觉亲切。北京的四合院是合和敞，合是保护天地，敞是视野更大，好无坐井观天之弊。另外，胡同和四合院也是很好的衔接。因为四合院可以说就是皇城宫殿的缩影。故宫只不过是放大的四合院和更讲究的四合院，同时四合院也是庙宇的缩影，只要把我们的灰瓦改成琉璃瓦就是庙，很多的四合院就是以前的庙，庙变成四合院非常多，在清朝非常辉煌的时候北京的庙有1200多座，清末的时候是800多座，大部分在南城。所以我说：南城四百八十寺，多少藏在胡同中。
最后，我讲讲城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就是老字号。老字号是诞生于农业时代的商业，因为缺乏创新有点死气沉沉，但是和惟利是图的商业不一样，含有传统的道德文化。他们不像现在的游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没有道德感。你说街坊开个店如果卖假货，第二天就找他算账。原来前门大街还有一家咸菜铺叫天章涌，是老北京口味，咸菜比较咸，黄酱最有名。天章涌咸菜铺的掌柜有一句名言：“一分利常在，十分利垮台”。
我们院的人买黄酱是天章涌，买八宝菜是六必居。我妈染衣服，都得上前门大街老字号买几分钱的染料，买药是长春堂。民国时期有四大商场，劝业场、东安市场、首善第一楼和青云阁，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产。这四家商场有三家在南城。北京的四大药店，同仁堂、鹤年堂、万全堂，还有千芝堂，都在南城。这些老药店的遗址现在都破坏了，惟一留下的就是德寿堂。老字号的形成和南城独特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和老北京城相互呼应。如果说北京没有了这些老字号，都是家乐福和肯德基，这样的北京是不可想象的。
■对话肖复兴
保护和建设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
新京报：在城市发展和文化遗迹的保护方面，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肖复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首先对它的文化含量和价值做一个重新的认识。只有做到这一点之后，才会谈得上保护。第二，要做一个量化、很具体到位的分析。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维护。一座城市不可能一点不动，那也不太可能。
另外，在规划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拆了盖楼盘和商业区这一点上。城南有些地方太破了，确实需要改造，比如金鱼池那里改造就比较成功，老百姓也很高兴。
另外，一些老的商业区完全可以保留下来，把这些老店铺作为一个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标本保留下来，依靠整体的规划，把旅游带动起来，比做一个纯粹卖东西的商业区的价值更大，而且不见得不赚钱。像宣武区把琉璃厂搞成文化特区，这种思路都很好。保护和建设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
新京报：部分住在老房子里的人，因为生活设施太差，出行等各方面都不方便，有些人确实想住楼房，他们的这种诉求应当怎么满足？
肖复兴：我接触过很多住在老房子里的人，他们的心态很复杂，确实有一部分人有你说的那种心态。另外就是房屋的产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如果这个问题是一笔糊涂账的话，就没法做好这个工作。如果我们抛开这一点来谈的话，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确实应该解决。我们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应该注重循序渐进的微循环。只要产权问题解决了，政策配套了，微循环自己就可以形成。
从清末到现在，房子破坏最严重的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最关键的是房子产权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住房子光住不修。如果产权解决了，给他政策，他就会很好地维修。然后，那些愿意搬走的搬走，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把它变成博物馆和公共设施。这样，旧房子的价值完全体现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观。思路可以是多样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关键是我们对这些老的东西有一个重新的审视和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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