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合理社会资源分配制度是本—绝对论经济学的创立(2)


 

绝对论经济学将要揭示的是:(1)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与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在所获得经济发展空间的多少——因为一个国家、社会、民族、世界的未来是由空间决定并受空间的绝对制约。(2)要想获得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得有创新意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而又主要体现在分配制度的创新上,因为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进步都是从分配制度的变革开始的。(3)经济社会的未来一定是由具有绝对性质与意义的空间决定,但这不等于说相对的、具体的经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就不重要,但是,它们势必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空间产生必然的联系。(4)对于某一国家、社会、民族和世界来说,由于他们或它们的未来都是由绝对的或相对绝对的事物决定(如空间、规律、原理),所以能否按这些绝对的事物去办事,便具有了绝对经济学、绝对管理学的显示意义、未来意义。

 

 

 

 

中国问题都指向资源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上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然资源才存在着一个不合理的分配问题,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同样存在着一个不合理的分配问题,而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显然比不合理的自然资源分配要厉害一千倍、一万倍!为什么?因为不合理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分配制度是贫富分化、三大差别的直接推手!正由于如此,笔者才说,把贫富分化的帽子扣在资主义、资本家、企业家或市场的头上,是一种十分荒诞的逻辑。作为工具,资本、市场难道就不能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了吗?

什么叫工具?难道工具还有阶级性吗?一把刀子,既可以用来杀人越货,也可以用于治病救人。过去,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到资本、市场的工具性质,被资本主义国家给用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我们非但没有把经济搞上去,还让资本主义国家抢占了先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为什么就能够搞上去?不就是由于我们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不就是由于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学着做起了市场经济、资本经济?不就是由于我们也搞起了私有经济、股票和期货市场?

搞资本经济、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和股票和期货市场有什么错?不搞资本经济、市场经济、私有经济中国经济能有今天吗?不搞股票和期货市场劳保基金能有60倍的增长?因此,笔者以为,贫富分化绝不是由于我们搞了资本经济、市场经济造成的,而一定是由于我们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存在着不合理,与我们改革之后所搞的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私有经济虽然不能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但可以肯定,绝对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它们只是经济工具而已。

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什么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私有经济和高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一点错都没有,错在我们没有利用好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私有经济、股票和期货市场这些工具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而形成了一种不该有的两极分化的态势。也就是说,利用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私有经济、股票和期货市场这些工具我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把中国经济给搞上去了,非但没有消除了三大差别,而且还有使三大差别扩大化的事实。毫无疑问,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而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关键就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不合理。

 

改革极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刻不容缓

 

绝对论者经研究发现: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制度一定是“资源主义”制度也。诚然,笔者这里讲的资源主要指经济社会资源,而又主要表现在制度资源上。这是因为:(1)分配制度决定社会制度。如“按口分配”决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如人身依附,决定了奴隶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按租分配,决定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按资分配,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等。(2)资本、财富永远都是由资源决定。大家知道,在人类产生之前是没有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财富的,资本、财富无疑是由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派生或演化出来的。(3)由于资本、财富都是由资源决定、派生、演化,所以资源分配必然决定资本、财富的分配。(4)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与法律的世界里,所以资源的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也就必然决定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资本、财富拥有量的多寡即富裕程度,这才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均实行“按资分配”——按资本拥有量的多寡来瓜分社会财富的意思。这被其美其名曰为“投入产出”。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成了,因为大量的资本归国家所有,所以自然也就谈不到“按资分配”的问题了。那么,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按”什么“分配”?当然是按权力的大小来进行分配了。于是乎便有了国有企业的老板比同等规模的私营企业的老板收入还要高许多的奇怪现象。

可是,读者千万不要忘记有以下事实的存在,那就是他们可连一钱都没有投入啊!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投入都能够获得利润,有时是要蚀本的。可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老板则不存在蚀本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的资本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资本性质与意义,而成为了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资源了。这当然可以算作是一种另类形式与意义上的“按源分配”。也正是由于如此笔者才说,改革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刻不容缓。那么,如何改革?当然需要搞清楚资源的归属性。

什么意思?就是参与国企分配的主体应该是人民而不是被中央任命的国有企业老板,他们顶多是国有企业资本、财产的管家而已。而现在的情况是,人民不仅从国企那里得不到一点的实惠,甚至连到国企工作的权力都被国企老板给变卖了。

 

 

绝对论经济学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上

 

如何使经济具有绝对性?这是每一位管理者都期盼的一件事儿。而事实上是,由于管理者不谙企业、国家、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结果做了许多“无用功”。这显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儿。然而,绝对经济管理者却要向其提出挑战了。

为此,为了证明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这个世界并非是由上帝决定而是由“可以为天地母”的空间决定,在广义地震学一书中,本人撰写了上帝是意识的奴隶、意识是时间的奴隶、时间是物质的奴隶、物质是运动的奴隶、运动是规律的奴隶、规律是场的奴隶、场是机制的奴隶、机制是结构的奴隶、结构是原理的奴隶、原理是空间的奴隶等章节。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因为笔者想告诉我亲爱的读者,您要想做一位绝对有效的管理者,您必须得了解世界由绝对空间说了算。

日前,王志勇先生在我的“见解”下,针对我的“分配制度决定社会制度”即“分配制度决定社会进步论”的观点留言道:“按权力分配,恒古不变”。其意思是说,“任何一种社会都是按权力的大小分配”。我觉得,这次他算把话说到了点子上了。但是,他却忘了,“权力是按什么分配”,人们为什么要“争夺权力”的问题了。笔者以为,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争夺权力,就是为了争夺分配权,而争夺权力、分配权力的目的,又无非是为了争夺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间。

当然,也可以把上述理解为对空间的分配权。试问,什么叫“大官”?不就是他们所能管辖、所能分配的空间比“小官”要“大”些吗?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竞选总统?就因为总统在他们国家管得地盘最大。各国政府为什么要限制进口而又鼓励出口?毫无疑问,他们无一例外地是怕自己国家的市场空间被别人占了;反之,他们又无一例外地想更多地占有一些别人的市场空间也。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为何会产生矛盾?无非是怕自己的空间被别人多占了。

这其实是再简单也没有的道理了,这无疑是谁都无法否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为什么都要争夺尽可能大的空间?因为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存在,运动与发展均离不开与其质量、能量相对应的空间。换言之也就是说,由于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存在,运动与发展都需要与其质量、能量相对应的空间,所以争夺空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间的奴隶——也可以理解为是权力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如此,经济学、管理学为何不能围绕空间分配而展开?

 

 

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都围绕着空间而展开

 

无论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到空间具有绝对意义,空间的绝对意义都存在且不可否认,否则将受到空间的绝对制约。空间的绝对意义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万事万物均存在并运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且其内在亦存在不可量的空间。(2)万事万物对空间都有绝对需求,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占有的空间越大,其价值越大。(3)拒绝空间就等于拒绝价值,价值的发挥受空间的绝对制约。(4)人类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势必都围绕着空间的获得、扩大而展开,因而有绝对论经济学产生。

请问,人们为什么要卖房子、要换大房子?毫无疑问,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和更加舒适一点的空间。如此,谁又能说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不是人们为了争夺空间而形成?而人民群众又为什么会对当前的高房价有那么多、那么大的不满情绪?当然是因为没有买到房子的人们的空间正在、已经、逐步被别人给侵占了。这种现状还不严峻?可以肯定,如果房子的问题处理不好,实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那将是一种奢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上述是因为收入差距造成的。

如果不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的,那是由什么造成的?毫无疑问,它是由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明明是由于一些人没有钱才造成了买不起房子的现象,而笔者凭什么说是因为不合理的资源分配造成?这里面有一个“资源是资本之母”之经济学原理的存在。什么意思?就是说工资的高低、收入的多少只是一些经济现象,表面文章而已。为什么说收入差距只是一些经济现象,表面文章而不是根本之所在?因为造成工资高低,收入多少的源头是因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比如,同为会计,在电力公司、石油公司、中国移动上班其工资收入可以上万甚至数万,而在一般小型企业、边远山区的企业最多也不过几千,甚至更少。请问,是谁决定了相同工作、相同工作量的人具有这么大的工资收入差距?当然是劳动者的身份了。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的高考分数为什么要比直辖市高那么多?身份也。请问,身份是一种什么东西?当然是资源了。再问,又是谁给人们的“身份”赋予了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差别?无疑,是不合理的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制度。

于是,一个明明比直辖市的考生高出许多的非直辖市考生,要想上同一所学校,他的父母就需要为孩子上大学多支付一定数量的学杂费。请问,这合理吗?于是,为了上大学,不知有多少个家庭重新走向贫困,有的把家里的耕牛都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