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般教科书上所讲的失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即工作时缴纳失业保险费，失业时可在规定期限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制度，实际上已经是过时的制度设计。因为这样设计实际上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是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经济脉络相契合的。统计数字表明：60年代初期，OECD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只有1.7%。因此，失业保险都规定了领取保险金的期限，有6 个月、12个月、18个月的，中国的期限最长，24个月。这样的规定背后的潜台词是：在这段时间内大多数失业者是可以重新找到工作的。

　　但是，从20世纪末开始，全世界的劳动就业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0年初，OECD国家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8。8%，而欧元区的失业率竟高达10%。同时，非正规就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研究数据表明，近年来，日本非正规就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5%；美国是30%；欧盟的统计口径是“无固定工作”的劳动者已占40%；印度则为90%。在失业和非正规就业剧增的大背景下，以充分就业为基础而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尽显颓势。从制造业被淘汰出来的工人，尤其是蓝领工人，再想正规就业的几率是微乎其微，而长期失业则成为一种常态。因此，这种有期限的失业保险根本无法解决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矛盾。

　　90年代初，瑞典等北欧国家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即给失业者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培训期间可领取失业津贴。培训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段求职期，比如三个月或半年，到时候找不到工作，就再培训，然后再求职，如此循环。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能够就业的。但非北欧族裔的移民，求职几乎无望，于是就一直处在培训—求职—再培训—再求职……的循环中。这样做的优点是失业者实际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处于循环中的培训者在法律上并不属于失业。

　　在中国，90年代出现下岗失业大潮中，“富余人员”也遭遇了类似的窘境。虽然有世界上领取年限最长的失业保险（24个月），但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是凭借低保制度稳定了局势。中国的失业保险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从领工资到领低保之间，起到一个缓冲过渡的作用，仅此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90年代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都领取失业保险费两年期满之后，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登记失业人员日益减少。然而，另一部分失业者，如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工作经历和缴费记录，又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农民工按规定应该也被要求缴纳失业保险费，但他们在失业时往往却很难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机关事业单位也缴纳了失业保险费，但他们之中又很少有人失业。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失业保险金大量积压的情况。以广东省为例，1999年出台《失业保险条例》，正值企业转制并轨，当时每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有近50万，平均领取时间为12个月，基金收支基本平衡。到了2005年以后，如同以上所说的原因，领取人群渐渐减至20万左右，平均领取时间缩短为7个月。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大量沉淀，并且每年还在增加。到2009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数已达1524亿元。

　　2008年因为在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就业形势不好，按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正是发挥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失业保险金作用的时候。但是，在失业浪潮冲击下，首当其冲的则是农民工和大学生，如前所述，按现行规定，他们都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就业再就业需要大量投入，另一方面大笔失业保险基金“睡大觉”的尴尬局面。

　　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将“失业保险基金”改为“就业互助基金”，改变其“保险”的性质。因为如果是保险基金，那么根据保险制度“先缴费，后享受”的原则，这笔基金就只能用在缴费者身上。否则，从学理和法理上就都说不过去。但是，如果是互助基金，其性质就成了“有工作的人帮助没工作的人”，于是，凡是符合这个原则的“好事”，就都可以动用这笔基金了。

　　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用脚趾头都可以想见，基金有可能被贪污挪用。然而，这笔基金放在那里，通上“高压电”，看起来再“保险”不过了。但通货膨胀造成的贬值，几年下来，其损失完全有可能超过贪污挪用，只是可能并不会有人被问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