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理论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注意文学与生态的表层关联,而且注意到表层下面掩盖的深层问题。①德国学者施韦兹(Schweiter,1875—1965)和美国学者泰勒(Taylor)提出的“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生命物。美国学者莱奥波德(Aldo1eopold,1886—1948)的“大地伦理学”则将道德主体的范围从个体生命物扩大到了生态系统,大地被看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毁弃的整体系统。这种系统整体意识为深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地基,②“深生态学”应运而生。
一、生态理论的滥觞和深生态学的发展
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尖锐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源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 criticism)理论,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15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批评正在走向成熟。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 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 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文学(Eco 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 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 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 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 criticism)、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以前相比,“生态”一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其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罗依克特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文章在《衣阿华评论》1978冬季号上刊出,以“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 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议部分论文以《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为书名正式出版(1998)。其后,生态批评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文论界。学术界形成共识的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一般认为,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则为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于1982年首次提出,后来以访谈的形式出现在《十个方向》一书中。③奈斯认为,深生态学的核心是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提出人类何处去的关键问题。“深”与“浅”相对,意味着在人所不明或为人忽视的地方,才是真正需要拷问和挖掘的场域。④这样“深生态学”就触及到现代性弊端中最核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自然从与人的平等共处中被剥离出来,处在被人类征服蹂躏强制的弱势地位。作为宇宙主宰的人,自感大大优越于自然,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盘剥自然。自然在人类现代性的掠夺下危机四伏。深生态学呼吁切实抛弃“人高于自然”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遏制为了个人的贪婪而将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从而挽救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这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的思路,已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者的文化共识。⑤
当代西方的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遭遇到很大的问题。最近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电影《AnInConvenientTruth.2006》触目惊心的叙述画面中,展示人类在现代性浪潮中遭到空前危机:生态危机、瘟疫层出、温室效应、南北极正在融化,文明最终在人类无止境的现实竞争和消耗资源中正走向自我毁灭。联合国提出三个1%,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1](P145)今天的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危害,由穷奢极欲回到尊敬山体,敬畏水脉,爱护地球,和谐公平,这样人类未来才有美好的可能。
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在《深生态学》中认为:今天需要的则是将生态思维拓展到“生态智慧”中去。智慧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它关系着伦理、准则、实践。生态智慧,或者说深生态学意味着从科学向智慧的转向。深生态学有以下特质:
(一)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质疑西方伦理传统的人是万物之主的霸权观。重视资源保护与发展运动、动物权利与动物解放运动、人道主义哲学等哲学领域中的改革,并从生态学视角指出这些运动中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坚持应逐渐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二)深生态学基本原则和理论构想是“深生态学的基础是构成生态意识对我们自身与自然的直觉与经验,政治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立场都从这种意识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与“建立在生态中心基础上的平等”。
(三)对世界各种生命形式不分轩轾地加以认同。平等看待所有生命和自然,所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既相关又相依自然并不与人类利益相冲突,关怀自然是人类个体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四)发展生态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部分。生态乌托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无法完全实现却让我们始终保持理想的所在,进而培养一种能够理解“自我与他人以及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内在自然(心理)与外在自然的和谐。
(五)对工具理性加以批判,强调用精神启蒙或艺术诗意表达的人文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从而提升生命质量和精神存在价值。
(六)深生态学不是抽象理论游戏,而是要在社会文化的实践行动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人们可以通过根据深生态学理论展开实践行为而变成更加成熟健全的人。[2]
二、深生态学的现实语境
其一,现代以来,人类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
这种困境说明东西方危机的表层是人与环境的自然生态危机,而深层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质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这种被诗人称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的现象,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也已体察到了。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
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清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被遮蔽的心性。
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生态美学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或许也是人的超越性的本真写照。就此,比尔·戴维尔认为:“深生态学努力发展个体、社会和所有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而和谐关系。它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们的深层呼唤: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的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3](P7)可以说,深生态学力图通过重新陶冶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个体从事文化更新工作,从根本上铲除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的病根。
其二,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
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图景是: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比矮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人的片面发展成为时代的标识。大卫·罗森伯格解释说:“真正的关联性思维会消解掉建立起关联的作为断点的实体。人不存在了,自然不存在了,只有作为最初追问力量的连续体。”[2](PP161-162)事实上,人在这个片断化的时代日益片断化和异化。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贵族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的绿色生态化地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和实践。
其三,深生态学是一种激进的深环境主义。
在我看来,深生态学是一种有深度的生态哲学,它是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深度关联中升华为“人类性”思考的生态智慧。这种整体性的高智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思考的核心和根本,从而超越了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自然本身作为一首具体的诗歌是充满混淆的。节奏和诗节从一个时刻向另一个时刻转变。但我们永远不是只决定我们所见之物的属性。我们希望看到结构,并且决定它在那里。当我们看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提供秩序。我们并没有选择栖居地。它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长繁荣。”[2](P166)其实,这个世界无限丰富的生命现象背后有一种更为根本和深沉的生命力量存在,它是世界上一切存在物的前提。
深生态学理论家基本认同两个基本原则,“生态中心的平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深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想,反对个体主义独立或外在于整体性,从而与整个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至上相对抗。深生态学进而认为整体对个体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脱离开人类整体系统而存在。[2]
深生态学的平等原则具有“众生平等”的高远性,所有的生命和存在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人类并不比任何物种高,而只是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部分。它对那种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对自然加以盘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加以坚决地抵制。同样,深生态学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悲观,而是在环境危机中对前景充满乐观的理论话语。他们将生态危机与文化远景问题联系起来,力求揭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并通过深度反思来重新厘定人类文化的重量。
三、人类性价值中断与东西方前沿话语整合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
生态批评文论既从生态学视野出发研究文学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又从生态学角度看文学批评,强调生态学角度高于审美角度,审美之维服从生态之维,使生态与审美获得互动互释。更深一层看人类精神生态谱系:“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困扰着人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襟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大面沦落。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对过去创造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财富和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加以否定,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对传统“釜底抽薪”的借口。其结果使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无家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在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生态文化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从现代性内部产生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某种程度的纠偏。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源头与东方文化有不解之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直言之,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所谓连贯的文明形态。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启发了西方人。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诸如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军事技术、制造术、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入,而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历法、贸易艺术、钱币使用、国际条约的签订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乃至宗教都有东方的因素,与东方有着不解之缘,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正是将人置于宇宙中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德语),才使得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在坚持人文主义,高扬人性中找到了精神共鸣。因此,今天的生态文化使东方文化又一次对西方前沿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生态话语流动和互动互用,实在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福音。[4]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一种聆听物种灭绝的警钟,一种人类迷途知返的文化努力。
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文化和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然而问题在于:“自本世纪以来,已有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如今的人类,早已从为生存而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变为无节制地奢求。人类大肆屠杀动物,血腥气充塞天地间。”我想,人类无疑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为凶狠野蛮的动物,这种“现代性”机器所导致的无节制的疯狂虐杀和私欲占有,使得人类亘古未有地陷入了虐杀与自杀的悖论之中。善待动物的吁求是值得新世纪人深思再深思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中,人的这种嗜血杀戮的本性,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噪,事实上已经将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彻底扭曲,使得人成为一种不断用各种理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艺术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从事冷漠的杀戮,进而使杀戮操作化表演化!从而丧失了人与万物同一的人性共识和基本法则。不仅如此,这种血腥感的制造者,事实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虚拟的人类霸权推进者,虚幻地以为人可以处在动物物种之上,可以任意决定动物的生死,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地强加在动物身上。人类正在滥用上帝权力的徽章,正在为人类从整个生物链条中脱节埋下祸根。
生态批评要求人们做到:不断削弱骨髓里的贪婪之欲,不借任何冠冕堂皇的目的从事杀戮,不以任何理由为自己制造杀戮的口实。那种为了显示富贵而穿裘戴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一种为环境保护组织看来的近乎犯罪的行为。同样,为了口福贪婪而滥杀动物,已然表明人类短视和疯狂。自然报复的时间表,已经缩短并且排满,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为人类难以言说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四、生态文化的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需要注意的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观点。她作为生态文学的创始人和整个生态文化和环境运动的推动者,描写自然环境的恶化,揭示生态困境问题,传播生态思想观念,对生态文学和环保运动的发展、诸多国家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莱德菲尔德在生态美学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不同于寻根文学以乡土民俗、传统民族性精神的发掘与再现为特色,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回顾与前瞻为宏观构思框架,试图引导人们觉悟到作者所坚信的某种新世界观———新时代(New Age)运动的思想。因此,西方20世纪后期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代表着西方民间思想运动的重要文化现象。
近几十年来,西方模仿东方生活形态,出现了“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的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同样,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吐纳,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人们认识到,人陷入了一种贪婪“加法”的恶性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生命力越来越弱,时间越来越少。于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开始做“生命减法”———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们感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而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简单!
总体上说,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生态主义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方式。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消费主义日渐明显。一些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is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万个。我们面对着浩瀚的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复数的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九十五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其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
今天西方科学家警告人们:地球环境在恶化,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20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的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并不美妙。[3]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日本科学家江本胜教授作了一个实验:放置一杯水,然后播放极为纯美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然后将这杯水拿去用仪器透视,发现水分子呈现出极其辉煌亮丽、美妙绝伦的分子结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把这杯水放到重金属摇滚的嘈杂刺耳声音中,水分子的结构发生了类似癌变的分子结构变化。[5]我们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进入反生态的噪音中,怎么不发生癌细胞呢?同样,非艺术成为喧宾夺主的政治波谱,真正的艺术就成了病态的艺术。
如今,自然生态观使得西方人将其引入人文价值领域,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人类从战胜自然的乖戾中,开始学会尊重自然和人性。中西传统文化都大抵遵从“天人合一”中的中庸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先秦的文化精神,都对中庸之道的生态和谐精神加以提倡。西方古希腊有着“中庸”思想: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中庸”作深入分析说:“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求和选取中间。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然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违背了中庸“一分为三”的多元精神,现代性艺术成为了“反抗”的艺术时,西方艺术已然变“丑”。生态美学呼吁,今日世界不需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而是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导致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只有通过生态文化的调理,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寻找人类文化身份的重建之路。
在我看来,生态文化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从人类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这种生态自然观使得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返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被现代性所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加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6]
注释：
① 深生态学的其他主要倡导者有:George Sessions,Bill Deval,lAlan Drengson,Richard Sylvan,Warwick Fox,Freya Mathews,David Rothenberg。
②深生态学来源还包括自然主义田园牧歌的文学传统、生态科学、“新物理学”、女权主义、一些基督教资源、东方的精神传统,以及海德格尔、罗伯森·杰弗斯、约翰·缪尔等对深生态学有所贡献的思想资源。
③奈斯的主要著作《生态学、社会与生活方式》(Ecology、Community and Life Style)1989年被翻译成英语。
④奈斯在论述深层生态学的体系时给出了一个结构图。图表分成4个层次:第1层次是“最高前提和生态智慧”;第2层次是“8点深层生态学平台或原则”;第3层次是“普遍规范结论和‘事实’假说”;第4层次是“具体规则或适用于具体情况的决定”。从第1层次到第4层次是“逻辑推导”,从第4层次到第1层次是“追问”。
⑤生态思想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在战后年代里,生态学取得了理论上的精深缜密、学术上的突出地位和资金上的完全保证,但也失去了很多内部一致性。它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他们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或很广范围内,无法就世界的基本面貌达成一致意见。
参考文献:
[1]王卫红.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 CF.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ed.).Beneath the surface: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ep ecology[M].Cambridge,Mass.:MITPress,2000.
[3]Bill Deval,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M].
[4]CF. Michael P. Branch(ed.).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M].Moscow,Idaho:UniversityofIdahoPress,1998.
[5][日]江本胜.水知道答案[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4.
[6] CF. Laurence Coupe(ed.):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 criticism [M].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