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最近人民币又从一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小幅升值到6.77元人民币。汇率升值，其背后折射出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解读。本币升值其中既有美元的问题，也有欧元区债务影响的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其背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受益者保持沉默的国际购买力问题，折射到国内宏观经济层面，本币升值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的二次最优配置效率问题。某些国家因为本币升值，产生了诸多国内经济问题，如何才是有效的国内经济资源禀赋二次最优配置管理手段，通俗的说，我们有了贸易盈余以后、本币升值以后怎么办?值得我们深思。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分为两个经济系统循环平衡的问题，即国际贸易平衡(以下简称外部平衡)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以下简称内部平衡)。两个循环系统好比是“蝴蝶的两只翅膀”，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外部循环会对内部循环产生作用，同样内部循环也会影响外部循环的资源配置效率。任何单一考虑一个蝴蝶翅膀的方法，就《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而言，单一的考虑蝴蝶的一只翅膀，而忽视另外一只翅膀的观点，都是片面的。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之间，同样跨越了两个平衡系统之间的参数配置问题。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还和就业水平、物价指数、通胀、百姓购买力指数等因素有关。因此一个稳定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型，必然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考虑民生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对于一个国家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上，而是由于外部循环对于国内经济资源禀赋产生的冲击基础上的二次经济、社会冲击导致的国内内部循环的二次资源最优配置。如何配置，其配置的诀窍是什么?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国内资源禀赋有限制约的基础上，我们的发展将不得不面临常规经济资源“收益递减规律”的困惑，因此其二次资源配置构成中，始终、必须坚持将“知识经济”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重视国民的整体教育，重视技术研发、重视知识密集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结果的几何增长作用，重视知识价值回归，重视知识转化为经济绩效的必然。
两个平衡之间，既要考虑到静态的平衡，又要注意动态的均衡问题。《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个名词叫“荷兰病”。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本币汇率升值，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不动产价格飙升，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就荷兰病而言，其经济本质就是上述“两个循环系统”的“阴阳不调”。荷兰政府当时的主要问题就是仅仅考虑的国际贸易盈余的利益，而忽视了贸易盈余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经济资源禀赋二次利益分配的问题。同样，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荷兰病”的 “成长的烦恼”。国内的某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荷兰病”特征。首先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了“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可能同时衰落下去。其次农产品、轻工产品过度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产生“支出效应”。在本币升值、贸易盈余的“十字路口”，如何才能做到“经济资源禀赋二次最优配置”，世界经济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在有效的机遇期时间区间内，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激励导向，强化产业升级，强化“知识经济”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提升、转型作用，遏制资本对于不动产、艺术品等稀缺资产的炒作带来的经济泡沫，否则必然重蹈“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的”的“阴阳不调”，其国家经济繁荣将成为“昙花一现”。
同时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今年的外汇储备充盈、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国内的通胀水平大于国外的平均通胀水平，这就必然要求人民币的本币升值。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矛盾的“内部平衡”领域的经济问题，就目前的中国国际贸易而言，基本上还是初级产品出口为主，附加附加值较低，其中既有产业结构的问题，还有技术含量低因素，也有国民教育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有产业激励导向的问题。同时我们的出口模式，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在于：抗汇率波动风险能力较弱，经不起折腾。上述问题寻根溯源：在于我们的出口经济结构中的知识含量偏低，知识对于整个出口绩效的贡献程度偏低。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国内贸易出口的盈余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譬如服装、皮鞋、打火机、玩具、眼镜等等企业，其创造的财富依赖的是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产业知识要求低、进入门槛低，产品出口压价厉害。即我国出口的大多数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缺乏潜在知识含量的，商品附加值很低，其出口商品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便宜的竞争优势上面。低技术含量映射到企业现金流管理上面，就是企业的税后盈利能力因素单一，知识经济对于盈利作用不明显。其国际贸易的一个必然是抗汇率波动能力不足。因此某些出口中小型企业不得不变成“汇率波动的候鸟”，本币稳定、贬值时期企业开工，本币升值企业关张。但是就业问题、社会问题、通胀问题不会因为汇率的波动而不存在，其因为汇率波动诱发的“二次利益分配”可能会成为困扰国内经济“内部循环”的偶发事件导火索。
如果我们继续将初级农产品、轻工产品作为出口增长的引擎，那么会在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受到中国国内资源禀赋的有限制约，有限的土地、有限的能源、水资源、就业机会、劳动力成本、通胀压力都不可能成为我们无限制扩大出口、维持长期贸易顺差的基础。我们有了贸易盈余以后怎么办?炒楼、炒股票、炒农产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荷兰的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应该重视知识、教育、人力资源投资对于拉动国民经济的长期乘数效应，同时利用税收杠杆，增加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降低国外农产品进口关税，将国内的资源配置逐步从“低知识经济产业”领域向“高附加值产业”过度，应对汇率升值产生的对国内经济“内部循环”的短期冲击。在时间安排上，相过度，后升值，这个顺序不能变。应该在保障企业生存、抗汇率波动风险能力基础上，给我们企业以足够的调整、应对时间。
经济学家克拉克有句名言：“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对于知识经济的不同理解，带来不同的贸易方式，带来不同的国际经济资源整合路径。有了贸易盈余在以后怎么办?就是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知识经济要素。在应对荷兰病的问题上也成绩有关成功范例，作为一个农业国，印尼政府首先将经济资源投入到农机的技术改造，改善稻种、引进新灌溉技术、补贴农业经济化肥成本，改善国内的教育和医疗投入。精明的瑞士人，其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的预算中均占很大的比重(在联邦预算中占8%，在州和市镇预算中约占25%)。其教育的特点是：免费的国家初中教育普及;高中比重小、国家倡导的职业学校比重大;大学教学质量高。其结果是以教育、知识经济为杠杆撬动整个瑞士经济结构，将整个瑞士经济资源禀赋整合途径定于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高附加值产业层出不穷，精密仪器、生物产业、医药产业、金融业等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很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准。同样的知识经济不同经济效用特征，也存在于日本、欧洲经济贸易指导理念上，结果国际贸易中中国拿成吨的大蒜、水产品换一架小小的日本照相机，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上述问题的背后，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中国经济知识结构，择校费、贵族教育泛滥成灾(国民教育水平不高)，企业研发投入R&D很少，知识的经济价值回归途径不足(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经济刺激手段严重不足。上述问题反应到经济产业结构上，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综合技能水平低，技能培训、生产的产品要求低，经济生产过程中整合知识经济资源能力较弱，出口产品结构技术附加值低下，竞争力维持因素单一，出口企业的整体抗汇率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在经济结构没有调整到位之前，应该给我们的整个出口行业一个足够的缓冲期。如果说，我们的初级发展应该借鉴日本的模式，那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多的参考瑞士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从某一角度而言，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将其经济剩余经济资源禀赋转化为于知识经济、是否有决心在“人的智力”开发上形成综合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的、战略层面上的二次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发展的本身，是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经济资源禀赋，通过劳动、智慧、贸易、管理的综合整合，形成一个有利于自己战略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不断满足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国家的汇率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国际贸易问题，而是必须同时关注国际贸易和国内宏观经济循环综合均衡的问题。就策略而言，我们的未来在本币升值的背景下， 经济资源应该更多的配置在知识经济领域，重视投资资源对于长期国民经济长期战略发展的贡献，利用知识经济的“不按照收益递减规律”的独特经济规律，稳步、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遏制本币通胀带来的通胀压力，保证基础消费品的供需平衡，力求充分就业，重视本币升值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社会的传导效应，力求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外部循环”两个循环的“阴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