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了一篇关于老干部陈光保捐掉所有财产助学的事情，深受感动。陈光保老先生在今年8月底，他从“保伯农场”的收益里拿出105.2万元，用于奖励家乡409位优秀学子。捐完之后他才发现，连9月份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可以贷款嘛。”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去年，农场收益微薄，这位被人们尊称为“保伯”的老党员，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只卖了26万元”。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傻瓜”——一个老游击队员，在海康县(今广东省雷州市)当了30年的县长、县委书记，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多半都在广州、深圳养老，儿孙们承欢膝下。可这位“保伯”，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开荒种地办农场。头10年，农场年年亏损。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

“保伯”不大理会那些非议。给学子们发奖那天，他端坐在轮椅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状元奖励5000元。“保伯”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其中有一条说，“保伯农场”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其收益和捐赠，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

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他说，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对于这个决定，“保伯”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我为什么要留？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我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留钱？ 在场的人回忆，后来“保伯”突然眼望着远方，一字一顿地讲：“当年打游击，死了那么多的战友。人家20岁就牺牲了，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都有了好的归宿。我再捞财产，就太对不起烈士了。”一番古今中外、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台下的政府官员、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

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一位把自己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但依然关心着别人的老人带给我们的是深深感动，相比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消费之风，欲望之风，相比一切向钱看的聚敛之风，这位老人才让我们更加自惭形秽，或许我们真该想想我们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而不是天天抱怨别人该为我们自己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