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在今天，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联走向高潮。

     这年在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他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

    一场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所谓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它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当时，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5月下旬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作家张承志自称对“红卫兵”三个字拥有发明权：作为一个“老红卫兵”，我虽然不是一名头头，但是“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创作发明的。他回忆说：

    1966年5月，学校党支部组织批判《三家村》，像许多我的同学一样，我也投身其中。一个同学和我在一个组。我写了一个大字报，在他的同意下，我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上了“红卫兵”三字。我用红笔画了一幅一个战士骑在一匹马上的画。我还用同样的办法写了三张大字报。没想到，“红卫兵”的这个签名传到了清华大学。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人。

    在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伟人的崇拜，亲生父母也在揪斗划清界限之列。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竭力加以吹捧。

    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即红卫兵“五大领袖”，并说：“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开始接受漫长的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

红卫兵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但它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结束，这一合并才没有实现。

    【摘自《60年语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袁起、邹国良、文朝利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