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5)

 

                 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朱德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1958年夏，“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部分农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自发地建立了一些公共食堂。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刚出现，就被上升到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而被大力提倡。这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作为建立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开。

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在经过调查研究后，他逐渐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不少问题。如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十分盛行。针对这种情况，1958年11月4日，朱德在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表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到，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也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不少，开始局部纠“左”。

1959年2月，朱德前往广东视察。他在同江门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时，公共食堂办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　　                 朱德和康克清在农村搞调查

1959年春，农村粮食紧张的问题日渐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但中央提出了“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方针，使不少地方明知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大甚至食堂勉强维持都很困难，也不敢解散食堂。

1959年6月10日，朱德在听取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在农村，粮食要分配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意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

6月20日，朱德与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公共食堂问题。

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乘专列去庐山的途中，于6月22日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河南省委领导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在发言中讲得最多的是公共食堂问题。7月6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农民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7月23日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折点。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公社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他还对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

由于朱德在会上明确表示了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加之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朱德仍肯定彭德怀信的积极一面和优良作风，肯定彭德怀的检讨“态度是好的”，因而被认为对彭德怀的批判“未抓到痒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也被视为右倾而遭到批判，并不得不做了“检讨”。不久，朱德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变成了军委常委，他的“检讨”也被作为党内文件下发。

1960年，朱德故乡行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是朱德的桑梓之地，朱德故居就坐落在仪陇县马鞍场西边的琳琅山麓。1960年3月8日，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南充。3月9日，在省、地、县委领导人的陪同下，74岁高龄的朱德乘车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故乡之行。

下午6时许，朱德一行来到了仪陇县马鞍中学。这时正值学生吃晚饭的时间，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现场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

晚饭后，朱德召集县委、区委、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座谈，重点听取老百姓生产、生活情况。据仪陇县档案馆资料记载，朱德问了20多个问题，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3月10日下午，朱德回到了马鞍场西侧的旧居。

他一走进旧居院坝，乡亲们都围了上来。本家弟兄朱代良看到他身上穿着旧军衣、旧皮鞋，惊讶地说：“你当那么大的官，怎么穿这样一身回家呀？”朱德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吗？穿衣服，不着凉就行。什么官不官的，我是一个老兵。现在国家还穷，可不能讲吃讲穿哟!”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离开仪陇后，没给大家带来好处，反而让你们受了很多苦。”

回到这些幸存的亲友中间，朱德感慨万千。他首先问大家的生活情况，又问生产队养了多少牛，多少猪？有人回答道：“队上只养了二十多头牛，听说您要回来，昨天晚上连夜从食品站拉了六十头猪来做样子。”

朱德听后，点了点头说：“看到你们黄皮寡瘦的样子，我已经明白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将人民公社食堂吃不饱饭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朱德听了后，摇了摇头，将拐杖重重地在地上戳了一下，叹息道：“我知道了。公共食堂再这样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朱德去凭吊了父母的墓地。

3月11日下午，朱德就离开了仪陇。3月14日，朱德离开了南充。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生他养他的故土。

朱德回到北京后，于4月2日，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搞生产不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

1961年5月9日，朱德上书毛泽东力陈公共食堂弊端。为此后的经济调整及解散公共食堂发挥了任用。

 

    农民找毛泽东告状

    1960年农历8月28日，中南海四周静悄悄。新华门前的马路上，一个中等身材身体消瘦，名叫贺凤生的农民径直走来。他对门卫说：

    “我要找中共中央办公厅，我要见主席。”

    “证件呢？”警卫员礼貌地问。

    “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身旁一位六十多岁操河南口音的老人说，“俺来了好多天了，俺要见周总理，俺要自留地，俺这回不见周总理不回去了。”老人说完恍惚忧伤。这失望的情绪，犹如一瓢冷水泼在贺凤生的头上。他想起了他的父亲。

    他父亲叫贺晓秋，小时候家境不错，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参加了韶山地区农民运动，于是，家里的三十多亩地丢了。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捕，贺晓秋带着老婆孩子流落他乡，开始了艰苦的流浪生活。最使贺晓秋难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为此好多天笑得合不拢嘴，向着遥远的北京暗暗祈祷，祝愿他熟悉的那个人福如东海，光照乾坤。不久，毛泽东给他来信了：“晓秋贤弟如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

    凭着这封信，贺凤生终于闯进了新华门，住进了舒适的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夜已很深了，他还在回忆着往事。

    那是1960年盛暑的一个下午，他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门诊部就医。“什么病？”大夫冷冷地问。“巴骨瘤瘫。”贺凤生随口道。“啊，骨髓炎……”医生说出了个洋名字。“有县委的介绍信吗？”“没有。”回答很干脆。“哪一级干部？”“生产队长，今年提拔的。”医生笑了笑放下手中的笔，和气地告诉他，这是慢性病，附二医院不收，除非是县团级干部或县级以上单位开的介绍信。

    “毛主席的亲戚你们收不收？”贺凤生突然问。医生抬起头，似乎怀疑他神经有些不正常。“真的，我要找你们的科长，毛主席都给我寄钱治病，你们为什么不收我？”说完把一叠信递了上去。其中有一封加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公章的信，上面用打字机打着：“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看过。他送给你三百元钱，作令郎治疗费用，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公社食堂和幼儿餐厅

“先住下再说！”书记、院长当场决定。要不是凭着和毛主席的这种特殊关系，医院住不进来，中南海更闯不进，社会之大，几个人能有这种特殊关系呢？

    到了第8天，一辆黑色小车带着贺凤生经过七八道岗，7点30分钟准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会客室。

    贺凤生告诉毛泽东，其父今年十月初八在岳阳去世了，当时贺凤生已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轻责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全力相救，毛泽东早就不在人世了。”说着，毛泽东的眼里闪烁着晶亮的泪光。

    贺凤生的父亲和毛泽东是表兄弟，青年时代同在韶山长大。

    “主席，您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吗？晓得下面刮‘五风’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的作风有多坏吗？”

    毛泽东稍稍怔了一下：“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

    “主席，我想请您到我们那里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好一个开头炮，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听。”

    “你怕下面有人骂娘吗？真有人呢！”贺凤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解放以后，共产党派来了土改工作队，贫下中农分到田土，当家做了主。肃反，互助组，初级社，合作化，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花样，人民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

    “不要唱赞歌了。”毛主席笑着说。

    “才不呢，但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后，情况就变了。”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一家一户的房子，一夜之间全拆了！全住居民点，一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集体化。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餐餐萝卜菜红烧，还没得饱饭吃呢，结果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睁着眼睛等死，一些人只好跑到集体田里扯萝卜菜吃，被值班的民兵抓到，一根麻绳子吊起来就是半夜。”

    秘书来三次催毛主席休息，三个小时过去了。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贺凤生时说：“上次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主席、周总理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解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毛泽东鼓励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找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毛泽东听六大军区和各省领导的汇报

    1960年冬，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个大军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们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到“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面对毛泽东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最后，他认为应该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在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搞调查研究。在上海，他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情况向我汇报。”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县，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汇报。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曾希圣汇报完，毛泽东说：“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呆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这三个不相适应？”毛泽东说。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的，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家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听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并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

 

    专列在前进，江渭清听着车轮声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惟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发！”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国家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指头，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为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那就是三亿口猪。现在你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小。你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嘛！”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1960年初，李先念几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提出解决意见。他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都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

毛泽东听了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应对粮食危机。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于是就有了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的调查。也有了他们反映回来的“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朱德语）

 

 

周恩来解散公共食堂                周恩来视察广东新会农村

    周恩来来到了河北的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此前，周恩来早已派出了他的“先头部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伯延村调查，事先得知了伯延村的一些情况。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摄影记者杜修贤也随同采访。

    5月3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村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人口2700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积大，饥荒严重。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在会上，周恩来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的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群众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唔唔说：“是的，是的。”

    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

    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过了一天，周恩来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们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了，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

    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有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讲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地猛地跳起身来，直着脖子问：“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周恩来认真地说。

    “要说真话，”二廷狠狠地咽了口吐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二廷的话拉开了闸门，大家七嘴八舌诉说着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这比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方设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

    周恩来在和一位老农谈话：“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甚？总理也留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周恩来马上切入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徒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食还在家里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食？这不，遭报应了不？”

    5月6日，周恩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凌晨三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四点：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群众要求恢复评工记分，我认为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

    大势所趋，毛泽东让步了，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首要任务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困难，不退无望，不退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