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已经出现问题，已经走软的时候，货币政策的积极毫无意义，它只能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因为，经济前景不明朗或者暗淡的时候，企业不愿意投资扩张，甚至生产萎缩，所以它们根本不要贷款，那投放货币给谁呐？

　　因此，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绝不能过于主动，只需“中性偏松一点”足矣。让货币政策变成一种被动性政策，跟随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多少给多少，处于满足供给的状态，而不是主动的投放。

　　其实，这样的政策早就该是如此。包括2009年下半年开始，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如果要是不希望经济增长太过火，防止通胀预期失控，只需让财政政策适度退出，将“铁公基”项目建设工期适度拉长，一切就将归于常态，货币供应一定随之回归。因为，大幅增长的货币，动力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性的动力不减，而是通过减少油料供给的方式，不错，可以达成减速目的。但积极财政政策这列火车会吸干所有油料，而民间经济――中国经济主动性经济动力必将告急。

　　这就是我们说：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错配，搞不好会导致中国经济失速，代价巨大。

　　我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把特殊情况当作常态问题处理。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金融危机突然出现的背景下，为了托住中国经济而采用的特殊手段。这时候，经济的“被动增长”。同时，退出时也必须“充分把握分寸”地缓缓进行，过程中必须激励民间投资主动性增长的培育。做到进退有序，张弛适度。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才是主动性政策，而货币政策必须是被动性政策。但我们错了。无论是投放期还是回笼期，我们都将货币政策当作主动性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增长，它只有在经济主动增长时期――所谓“过热期”才是管用的。但在危机期间，一方面是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内需，一方面是紧缩货币政策压制内需。这不是“病态政策”吗？

　　结果我们已经都看到了。不管中国央行承认与否，紧缩货币政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结果是：民间投资――这一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受到严厉压制，甚至出现“国进民退”。不仅如此，当民间投资大幅萎缩后，积极财政政策更无法退出，一退出经济失速。如此恶性循环。

　　现在看，必须从新来过。从新回到“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的轨道，在政策的执行中必须同时注重民间投资的增长。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需要付出更大的资本代价和更大的财政代价。

　　更要命的是，外部攻击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得及吗？现在，要看我们的运气了。后悔和抱怨都没用了，必须想想现实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必须纠正一个重大的错误：管理市场经济必须动员全民的力量，全民的预期才是最大的市场力量，政府政策仅仅是管理预期的手段，是辅助性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但我们现实情况是：政府认为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管理好经济，而无视民众预期。更要命的是：外国资本在管理着中国国民的预期。

　　这是政府管理往往落入恶性循环，事倍功半，经常失效的关键所在。必须扭转这样的被动局面，中国经济才可能获得良性循环。现在的股市就是典型案例，不大力扭转公众预期，试图希望市场自己解决问题，必然导致市场在“失灵”的过程中，恶性循环。这是宏观经济管理之大忌，但我们往往“犯忌”，而且是不停地“犯忌”。

　　现在，人们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寄予厚望，但我们会议文件中仅仅会写我们“下一个年度要干什么”，而没有对如何使经济“良性循环”的表述和措施。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这时候“让经济恢复良性循环状态”比“要干什么”更为重要。因为，恶性循环之下，恐怕我们想干的事情，根本干不成。

　　政府必须改变宏观调控的意识。宏观调控绝不只是“调数字”，而更是“调节公众预期”。我们的宏观管理部门必须增加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人才，无论是推动增长还是抑制增长，都必须确保社会预期的“积极有度”。否则，我们就是根本不会管理市场经济，管理的结果就是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