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法治”，一直是中国上下努力的方向。

　　譬如，早在夏商周时就有“刑律”，而商鞅变法更是闻名于世。其后秦推《田律》，汉朝行《九章律》，魏晋之后又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

　　62年前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的法治更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但是，中国现有法条之“互掐”现象，仍随处可见。

　　据2011年12月2日《南方日报》报道，近日，一则《听说略阳县郭镇出了几个××》的网贴在各大论坛疯狂传播，该网帖称“当地一名村长和三名镇政府干部轮奸了一名14岁的女学生”（注：实为12岁）。11月30日，陕西省略阳县县委宣传部发布通告称，所谓“村镇干部涉嫌轮奸少女”实为“涉嫌嫖宿幼女”。该通告引发了普遍质疑，许多网友呼吁取消“嫖宿幼女罪”罪名。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而且同时规定，具有“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人以上轮奸的”等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0条则又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毫无疑问，此为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法条之“互掐”。换言之，面对同一个残害幼女案，司法机关可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诚如著名律师斯伟江所言，案件是否定性为“嫖宿幼女罪”要视情节而定。如果涉案幼女收钱，可定性为嫖宿；如果没有金钱交易，双方又不是恋人，可定性为强奸。强奸罪可判刑10年以上，最高死刑；而嫖宿幼女罪量刑是5年至15年。

　　可是，如何认定“幼女收钱”呢？譬如，假定残害者强行塞给幼女一点钱，而实施强奸、奸淫，难道就可以认定是“嫖宿幼女罪”吗？如是，定然是屁股决定脑袋，然有关法条的制定，确有此嫌疑。

　　何况，就逻辑关系而言，“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实质上是一种属种关系，不应并列；且在实际操作时，受害幼女往往成为双重受害者。

　　但是，人家法律就是这样制定的，而任何一级人民法院都理当依照其审理、判处。

　　依照媒体报道，发生在陕西省略阳县的这起残害幼女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而11月30日略阳县委作出决定，对涉嫌犯罪的郭镇干部赵某、蒋某予以停职，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郭镇党委书记、镇长、纪委书记3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条摆放在那里。因此，无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判处结果，其实都是既合法而又不合法的。

　　其实，诸如此类者，比比皆是。

　　譬如，中央三令五申地禁止暴力强拆，然而，中华大地上暴力强拆屡见不鲜。很多国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有的地方政府不依法云云。其实，这种说法，往往有失偏激。

　　众所周知，自2011年1月21日起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曾经被无数媒体和法学专家热捧，而系中国亿万民众之希望所在。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生效后的残酷现实是，9月25日，监察部等四部门对2011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其实，这仅是九牛之一毛。

　　诚然，法律不是万能的。可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法条的问题所在。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显而易见，依据上述规定，市、县有关地方政府可以“强制执行”。即有关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执行”是得到了法条支持的。就一定意义而言，“强制执行”时伴随的一些“暴力行为”，地方政府就完全可以解读为是执行公务所需。

　　

　　    然更大的问题不在于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密切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换言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关地方政府“强制执行”也是合法的。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而该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更是明确指出：“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也就是说，依照这些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也无权“强制执行”，因为其“强制执行”事实上就是“侵害物权”，就是“破坏”私人的合法财产房屋，而侵害了“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除此而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换句话讲，依照此条法律规定，有关地方政府的征收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有关方面需签订补偿协议，“依法给予拆迁补偿”，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并“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是，有关地方政府则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不去搭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予以“强制执行”。

　　

　　    总而言之，不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法条“互掐”，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内的有关法条也在“互掐”。

　　

　　    凡此种种，其实举不胜举。

　　

　　    综上所述，法条“互掐”阻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所以，中国立法机构等有关方面，须尽早消除中国现有法条“互掐”现象。（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