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忆

　　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弊端，是盖棺定论，不留任何悬疑。
　　比如，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方兵变，说袁世凯策动它，以求在北京就任总统，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但其自发萌动，被袁世凯利用，获得在北京就任总统的机会，这也不是不可能。遗憾的是，历史教科书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以臆断填塞未知空间，把前者强行做成了定论。
　　教科书有意忽略和模糊了这样几个事实——
　　一是袁世凯果真南任，北方会不会动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时，清帝逊位仅半月，皇族盘根错节，仍有军政力量，近卫军统帅冯国璋举棋不定，不知道偏向谁好，在日俄策动下，东北皇族在动摇，蒙古各盟在剧烈摇摆，可谓内讧外患，险象环生。所以，北京外交团判断，一旦袁世凯南下，北方变端立见，南北皆危。过去常言，孙文要袁世凯定都南京，是一种政治智谋，但这种党派智谋，是否考虑到国家利益？
　　二是对临时约法，孙文的实用主义态度，说明了什么。了解这个问题，对袁孙非黑即白的认知，会松动一些。起先，宋教仁起草临时约法，为的是限制孙文独裁，孙文竭力反对，约法被搁置。等到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孙文原封不动，匆忙颁布约法，并请南京就范。这至少可以看出，袁孙之间，是强人斗法，袁世凯的对手也喜欢独裁。
　　三是袁世凯是篡夺革命果实，还是革命元勋，弄清这问题，会理解孙文何以让位，而且表现得那样心悦诚服。当然，孙文心悦诚服，全部被教科书剔除。事实上，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第10天，即向清朝提出6条主张，其中前4条——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起义军，解除党禁——正是革命目的，这是他允诺履任的先决条件。而孙文，辛亥革命干了1个月，他才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读报获悉此事，等他绕道英国回上海，已是圣诞节，距中华民国元年还有5天。在早先的史料中，袁世凯作为革命元勋的形象，即使在他因为做皇帝而众叛亲离之后，仍很清晰。但在后来的史书中，这些描述，被完全颠覆了。
　　四是兵变造成的损失惨重，袁世凯会不会核算成本，只为不去南京，下这么大的血本。兵变由北京蔓延保定天津，远至山东、山西、河南，无数机构和名店被严重损毁，核算成白银，北京损失900万两，保定损失700万两，天津损失12120万两。在袁世凯的账本里，这笔投资，是否划算，其实，不如亲命大军，直接布控南京。
有忽略，必有强化，袁世凯策动兵变的推测，虽然证据不充分，但一一采信，而所有反证，一一屏弃。唐绍仪回忆，兵变后，南方迎袁专员蔡元培催其访袁，他坐在袁世凯门侧，曹锟戎装而进，报告说，“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被袁世凯轰了出去。这是袁世凯策划兵变说的出处，可想想看，如此军机大事，曹锟那样的将军，进门不顾外人在，轻泄天机，岂不是一级脑残！而袁世凯的侍卫陶树德回忆，当时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办公，突闻兵变，传梁保森打电话给曹锟，又梁保森在前门吃春酒，很急躁，玻璃被击破数处，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强掖着他，放进地窖，不久，曹锟伏地请罪。陶树德认为，兵变与袁世凯无关，只是减饷和传言袁世凯南下会解散北洋军的激烈反应。但是，类似证言，均被忽略。
　　我不是在夯实袁世凯与北方兵变无关，只是说，这同样是一种可能。历史教科书，不应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写成定论，锻造臆断武断的风气，相反，应该坦然留置悬疑，培养客观冷静的科学精神。
　　一部历史教科书，如果尽是定论而没有疑案，一定是伪劣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