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版国八条：发展模式的由“枯”到“荣”
文/管益忻
与此相联系，来自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的说法则认为，应该把这次房市调控当成北京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倒逼机制来看。不屑说，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选择。的确，2010年，中国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年初，诺贝尔奖得主佛格尔就曾发表文章称，从经济史的角度估算，30年后，即204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123万亿美元，占届时年全世界GDP总值的40%，远远超过美国。然而，这一预估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中国经济发展之是否可持续正取决于发展模式的科学与否。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虽然在体量上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其质量上则问题多多。比如，现在也是全世界最大出口国，可同时又是最大的低端产品和盗版伪造产品生产者、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碳排放国。同时，在目前中国大面积地出现民工荒、资源价格持续性暴涨、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日渐增多等等负面、不利因素早已致使过去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包括对资源的部分挥霍浪费的粗放经营、与此相联系的大规模制造和仿造的“中国模式”已经到了必须颠覆的边界。
尽管我们早就意识到了靠内需而不是出口、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来拉动经济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几亿人则困扼于高昂房价和医疗费用的巨大压力。显然，这些来自民间的疾苦诉求在彰显着社会保障机制缺位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无以回避的变革诉求并正在或已经演化成为决定其存续命运的“达摩科利斯剑”。
必须明了，北京到底能否以房市调控为起始抓手而最终实现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变，这决不只是某一地政府的决策就能决定成败的，它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变，或者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地、稳定地、健康发展，房产调控只是策略问题，植根于中国经济土壤中的城乡二元，区域发展不均衡，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的缺失与非科学化已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它们都是亟待解决的总体战略变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以房市调控撬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只是经济策略问题，但因为房地产之于中国经济引擎的地位以及其所涉利益相关者的众多、数额的重大，我们愿意因此相信，房地产严厉调控带来的楼市“萧瑟”，必将为中国经济在战略层面上的再造发挥某种牵牛鼻子的作用。故此，今天楼市的“枯”也必将预示着明天经济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