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佑1881：欲保云南，先攻日本

湖南新宁人刘长佑出任云贵总督之后，面对着觊觎云南的法军，不得不思考国防战略。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七年，他想了七八个年头，终于向朝廷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为了保住云南，先要攻打日本。

 刘长佑说，中国的外藩邻国中，最亲密的是朝鲜，最顺从的是琉球，最恭敬的是越南。其中朝鲜是盛京的门户，越南则与云南和广西唇齿相依，只有琉球远在海南，位置对西洋各国更为重要。

法国垂涎越南已久，自光绪七年（1881）入秋以后，增加驻越南海军的经费，法国的下议院批准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经营东京海湾舰队，海军大臣格罗爱逐日筹画夺取越南的东京。刘长佑估计法国人此举志在侵吞整个越南。得手之后，一定会请求在云南的蒙自等处设立领事，争夺金锡矿山的利益，或者取道四川，以通江汉，占据各国通商口岸的上游。

 刘长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对法国人不薄，既租地又给钱，他们为什么受恩不感，嗜利无厌，野心勃勃？刘长佑的答案是：因为日本给法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日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孤悬海上，不向中国朝贡。自从西洋人来中国通商之后，它跟在列强屁股后面，在上海设立公司。日本不如英国与法国那么富有，又不如普鲁士和德国那么强大，朝廷待之以宽厚，只希望它不要闹事。但日本不知感恩，首败盟约，在同治末年弄兵台湾，与生蕃造衅，以向西洋人炫耀武力，顺带看看中国的反应。同治皇帝放他们一马，他们接着就灭掉了琉球，平夷了该国的宗社。

　　刘长佑说，琉球的中山王世受天朝职命，一直是中国的属藩，现在被日本人灭掉了，我们有义务替他们出头征讨日本。同是国家，日本肆其暴横，哪怕按照西洋人所订立的万国公法，也是罪有必问。可是英法诸国都不谴责日本，是因他们对我中华沃土各怀野心，只因我国威尚震，不敢先动。哪个国家领头开战，如果打赢了，别的国家就会一哄而上；如果打输了，别的国家就会畏葸不前。我们没有惩罚日本人，于是各国都知道中国喜欢和平，厌恶战争。他们认为，中国既然不问日本灭琉球之罪，将来一定不会干涉法国与越南的战争。所以法国人胆子壮了起来，敢于窥视我国的门户，剪除我国的藩篱。

法国人企图吞占越南，刘长佑是坚决主张增援越南的。但他认为更好的办法是，中国趁着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越南东京之前，立即出兵，讨伐日本，收复琉球。只要一战告捷，就能令法国人害怕，不敢轻举妄动，如此就能不与法国交战而保全越南。

刘长佑指出，如果一味追求息兵养民，不愿劳师远征，桀骜的列强必然会效法日本，从长久来看，终究不能息兵省钱，所用的军费将百倍于今日征讨日本。只要朝廷果断决策，声讨日本人的罪行，就可以杜绝列强的奸谋。日本依赖与中国通商来获得财政收入，如今他们的财力虚耗，刑法严厉，穷兵黩武，民怨沸腾，多次戕杀官吏，已有动乱的征兆，不如法国财富民强，将吏矫健。日本要侵犯我国江苏和浙江，必定要等候风潮，他们帆船所到之处，我们是可以预测的。跟法国人交手，情况就复杂多了。越南与云南、广西边界交错，山谷绵亘，防不胜防。现在不去征讨日本，而坐待越南亡国，则美国对朝鲜觊觎已久，必定出兵掠夺；英国已通缅甸，必定起兵劫持；暹罗与缅甸搆衅，俄国与新疆交界，又将趁机侵越，因利乘便，同时并举，则不但云南和广西堪忧，那时想要东征也不可能了。所以，中国按兵不动会惹大祸，出兵急征危险很小。

　　刘长佑的思维逻辑是：不征讨日本的罪行，就无法挫败法国的企图；不挫败法国的企图，就无法制止列强的野心。他请求朝廷选拔有威望的宿将，率领东三省的部队，从松花江开抵库页岛，另派一军前往朝鲜，扼守日本之西，然后选派水师名将，率领舰队，从宁波、定海奔赴长崎，攻打日本南部。如果担心日军来侵扰中国沿海，那么东南沿海久设练军，自然可以抵御。那时候，天戈远震，四夷戢兵，不但越南可以保全，就连朝鲜、暹罗和缅甸诸国，也可避免被列强蚕食。

　　刘长佑的这个建议极有见地。他提出攻打日本的时候，左宗棠已经率领精锐之师在大西北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成功地收复了失地，中国军队的武功正盛，也许刘长佑受到了左宗棠的鼓舞，才会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他能像左宗棠一样，说服慈禧太后，让他训练一支劲旅，为琉球复国而东征，未必不会取得胜利。但是他在清廷的高层没有得到共鸣，他的提案被搁置到一边。清廷的眼光还是盯着大西南，希望刘长佑筹划对付法国人的策略，要求他设法消弭战争的威胁，保证边境的安全。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新书《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