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歌手”朱之文窜红的背后

文/管益忻

近来，来自山东菏泽的农民歌手朱之文，因为惟妙惟肖地演唱了杨洪基的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而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也因为其在参加山东电视台《我是大明星》选秀时，身着军大衣之装扮而被追捧为中国“真正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成为继旭日阳刚之后在互联网上迅速成名的又一个农民歌手。这几年，农民、农民工成了热门关键词，今年登上宝贵的春晚舞台的，除了新近大红大紫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之外，还有那个来自河北涿州的“西单女孩”。这些农民出身的“艺人”之所以迅速走红，与其背后所依托的经济、文化土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如复旦大学梁鸿教授对乡村之于中国的意义所做之诠释所言：村庄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结构，如同母亲子宫，子宫不健康，孩子谈何健康？民族谈何健康？而乡土中国也正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都市与乡村是同一共同体的两个侧面。对都市人而言，农民，就是你自己。他们是你的背面。你越光鲜，你背面那个人就越灰暗。其实，目前定居于城市的户籍居民中，如果要往上追至三代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农民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城里人在经济、文化，甚至情感等各个方面都是和农民血脉相通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以至阉割着核心社会价值诉求的今日，有太多的人，尤其是某些作为“上等公民”的城里人，他们已经厌弃甚至背叛了自己赖以生出的乡村文化。

许久以来，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自工业化以来，对农民之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掠夺，已使中国农民的劳动付出了学生的代价；而现在则更进而以行政强制性手段，以极低的价格征收农民土地，加以某种整理，以基础设施高密度、大规模投放——高价卖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大大增加；一方面是不断加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码地推高着城市房价。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背后则是，城市居民原有的房产价格不断飙升，而（相当一部分）农民却在这个级差地租的负分配中走向某种相对贫困化。

对于这些隐藏于这种机制背后的真相，直观而又无权的农民自然是无以知晓的，他们眼看着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也只能无奈而又被动地埋怨自己的“出身”不好。如果不是刚刚过去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马力用直观、生动而精准的统计数字式地大晒了城乡之间福利的巨大差距——“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其中农村与中小城市的福利差距为十几万，与大城市的福利差距为50万，特大城市上百万，跟北京比福利差距达百万以上”——的话，在许多情况下，对农民、农民工何以愤懑不已地怨恨城市、怨恨城里人的谜底就无从揭晓了！

在城乡统筹依然成为改革的主旋律之际，我们期望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关注，不是看上农民的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卖到92万元高价的那块“农地”，而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作为天赋人权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的尊重和践行。这也就是说，对朱之文们的关注也决非再仅仅停留在对所谓“农民歌手”之艺术造诣的肯定和赞赏，以至自己心灵深处原本同样存续着的乡情的某种抚慰，而应该是对整个农民、农民工这个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深入制度、文化骨髓的关爱与体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