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文/穆胜 重庆大学管理学博士
12月1日，国务院宣布对外资企业开始征收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彻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几欲终结。消息一出，外企齐声抱怨，纷纷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表示了“失望”，对前途感到“灰心”。
应该说，取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是我国面临巨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不论是从我国政府的政策信号还是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走势进行预测，都是应有之义。而外企此时的“莫名惊诧”，则颇有“做秀”之嫌！
客观来说，此举必将挤压外企的利润空间，使得一些仅仅依靠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得以生存的外企感受到强烈冲击，甚至退出中国市场。这种洗牌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正是政策的导向所在。
换句话说，“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企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企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洗牌催生的新格局
尽管当前外企获取了不菲的盈利，但未来的中国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庞大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必将引致更多的国外投资者；另一方面，则是在愈加公平（在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市场规则下，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可能更具竞争力的本土民企。
竞争者的加剧带来了更多的产品供给，也使消费者的偏好更加难以捉摸，出于对这种风险的敬畏和觊觎消费者个性化偏好背后的巨大商机（个性化需求相对标准化需求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企业必然走到一起，共同缔结价值网络。
这种模式下，企业会由“大而全”走向“小而精”，收缩规模边界，纵深打造某一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结网进行联合。
结网首先会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从成本上看，企业可以退出一些效率不高的领域，减少无谓的成本消耗，获得更大的柔性，抵御瞬息万变的市场带来的风险；从收益上看，企业能够以精准的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自由组合，通过杠杆效应获得自身缺乏的资源和能力，以联合生产的形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效应可以用“新木桶原则”来比喻，即众多企业放弃自己木桶中的“短板”，而将各自的“长板”放到一起，共同把“木桶”做大，找到丰富的水源，装更多的水。
结网也会带来更加频繁的交易机会。由于企业并未被某一价值网络锁定，一旦其不能在网络上获得最充分的利益，在信息和运输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其完全可以为不同的网络服务。即企业的“长板”在参与到“木桶”的组装，并完成一次装水后，又可以参与到其他“木桶”的组装中。这样，企业由于规模缩小，退出产业链上某些盈利环节（放弃“短板”）而形成的损失，就可以通过资产更加频繁的变现进行弥补。
可以发现，新格局下，一方面，市场中的资源将流向由客户需求导向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型；另一方面，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也可以实现“强者通吃”，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事实上，从大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新格局的产生正是产业演化的必然趋势。
但这种意料中的演化却在我国遭遇了困境。部分外企在“超国民待遇”的庇护下，依靠成本优势，肆意通过扩大规模汲取利益。庞大中国市场形成的即得利益让他们根本不愿意寻求自身的改变，不愿意提高生产效率和进行技术创新。其行为不仅我国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挤占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形态的良性演进。如此看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洗牌行为自然意义非凡！
新格局下的几张药方
不确定性是对未来的不可预知，一方面，可能意味着风险；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机会。新格局必然存在新的生存法则，价值网络中谁主沉浮，犹未可知！今天依靠高附加值获利丰厚的企业不一定是明天的赢家，而今天依靠规模和微利模式尚能生存的企业也不一定是明天的输家。
回归现实，外企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应该开始思考如何适应新格局了。我们可以把外企粗略地分为三类，并分别开出药方。
第一类是拥有品牌和、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外企，其应该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价值网络的“舵手”，通过灵敏地识别市场需求，指挥网络成员协同生产，获得组合创新优势。由于控制了整个网络，此类企业拥有网络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往往获利最为丰厚。
第二类是拥有某一领域技术特长的外企，其应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供应商，获得基于技术创新的“熊彼得租金”。这些企业承接的零部件通常是终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不够成熟，行业标准尚未确立。基于其贡献的重要性和其面临的风险，此类企业自然也能获得丰厚回报。
第三类是仅仅拥有通用技术的外企，其应该争取融入更多的价值网络，为更多的终端产品供应零部件，获取基于生产经验和规模经济优势的“李嘉图租金”。这些企业的零部件并非终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也相对成熟，行业标准早已确立。基于其较小的贡献和极低的风险，此类企业无法在某一价值网络中获取丰厚回报，只有争取为更多网络服务，以规模取胜。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外企相对于本土企业并无优势可言，除非其在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仍是技术之争）。
回归现实，本土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也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新规则了。价值网络是所有市场主体的舞台，本土企业即将迎来大好的契机。
我国本土企业缺乏技术优势，往往是以OEM（委托制造）的生产方式融入产业链，主要承接生产加工任务，能够获取的只是微薄的利润，例如，一台在美售价约12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中国的加工企业仅能获取35美元的加工费。而要想向产业链上下游转移，获取研发与销售部分的丰厚利润，又苦于外企的“整体技术壁垒”。但倘若价值网络的时代来临，这种壁垒就有望被突破。
基于外企收缩规模，其必然退出某些技术上的非核心环节，此时，“整体技术壁垒”就出现了裂缝。本土企业完全可以先以OEM的模式进入价值网络；然后，逐渐承接部分设计任务，转型成为ODM模式（委托设计制造）；接下来，承接服务环节，转型成为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最后，转型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EMS（工程、制造、服务），而此类企业也通常被称为“交钥匙企业（turn-key）”。
这一过程中，企业已经掌握了“知识诀窍（know-how）”，而剩下的选择，就是“向前一步”建立自由品牌成为网络“舵手”或“原地不动”甘当“专用技术供应商”的问题了。前者的典型是格兰仕，从单纯代工到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就后者来说，国内缺乏成功案例，但在国外，Solectron、SCI和Celestica之类的EMS虽然没有自主品牌，仅凭借为苹果、惠普、IBM提供解决方案，其业务就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被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
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主旋律即将来临，未来的中国市场将是全新的舞台，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是企业屹立不倒的根本支撑！
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1年第2期“管理时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