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办班、补课”入刑法？这个确实很必须！

中小学在职教师乱办班、乱补课的现象，是多年来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近年来社会舆论多次指出其中的危害，很多教育行政部门也多次采取措施，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可是直到如今，教育乱象问题仍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之一，各地中小学滥办班、乱补课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学校集体补虽已得到有效遏制，但教师个人补却又泛滥成灾，甚至已经发展到了严重影响教育秩序的地步，并且成为了阻遏教育发展的顽症。何故？

一是部分教师职业道德沦丧，甚至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几年，学校组织的乱办班、乱收费得到了极大的收敛，但滥补课乱办班的巨大市场却发生了偏移，这块大蛋糕却落在了一些胆大的教师身上，由集体行为走向了个人行为，由公开变为了隐蔽。“课内不讲课外讲”变相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是有些教师惯用的伎俩。考虑到在校园里办班太张扬，不少教师就瞄准了校外，甚至干脆将自己的住宅改为课堂，招直接将自己所教的学生领回家。为了让学生能上自己的补习班，教师不惜采取哄骗甚至逼迫的方法让其就范。——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他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实际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而在近几年的职业评论中，教师也因其师德不存而屡屡被列为“缺德”榜首。试问，当教师已经把学生当做了“突击致富”的工具，甚至以“绑架”的方式来要挟家长为他们聚集财富时，这难道不是外国人瞧不起中国教育者、中国教育的屡屡遭遇口水的原因吗？

二是教育主管部门不作为，从而导致了禁而不止的乱象泛滥。这些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制止滥办班滥补课的态度是坚决的，打击的力度也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地是，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办班”、“补课”依然热火朝天。——古人云：要言出法随。这就是说，“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允许为之。对公然违抗的，就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不仅不能使其占到便宜，而且必须使其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以儆效尤，禁而方止。”而事实上，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严禁各学校组织学生补课、严禁乱收费，严禁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但是在“雷声大雨点小”的中国特色中，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于是乎，“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便成为了当前教育的最大痛伤；于是乎，只见禁令不见行动的“官僚主义”便导致了“鼠儿就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频频上演！

事实上，教师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作奸犯科，主要还在于惩处的力度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我们很少听说有哪个教师因为滥办班被端了饭碗的，也很少听说有哪个教师是因为“勒索”学生而被判刑治罪的。试想，设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于 “办班”、“补课”之类的现象能够坚持做到彻查一批、关闭一批、处分一批、开除一批的话，设若我们的法律能够对那些变法逼迫学生敛财的教师进行治裁的话，还会有这种“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闹剧和丑闻上演吗？

沈阳市政协委员、沈阳民族艺术学校校长吴文鹏认为，虽然“黑补课班、乱补课乱收费”这些问题可以向教育部门举报，但是教育部门只能取缔。因而要根本解决这个事情，还需要加强教育执法的力量。“可以把教育作为城市综合执法的序列，‘黑补课’班不仅取缔，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 笔者以为很是赞同吴文鹏委员的说法。教师“逼迫”学生出高价补课的行为，不仅是霍乱教育的卑劣之举，更是顶风违纪、祸国殃民的下流之作，其行为举止与刑法中的“敲诈”、“勒索”等内容多有相似，因而可以考虑将教师“有偿补课”之行为直接列入刑法加以明确，但凡发现有此类现象发生，立即进行开除公职，并按收取费用多少进行量刑定罪。同时，还要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制度，只要是学校或区域范围内发生有教师“办班”、“补课”之现象的，校长、局长以及相关责任人一并免职，并进行公开处理！

顽疾当需猛药来治。学校应该是一方净土，但由于这几年的补课却使人民教师的形象大打折扣，声望骤降。当“教师缺德第一”、“教师不如妓女”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之共同声音，当教师教育已备受质疑并成为社会之病痛时，难道我们还不该对那些“勒索”和“盘剥”学生的教师进行审判吗？——百年大计在教育，教育大计在教师。既然有些教师已经沦丧到了把学生当做赚钱和暴富的工具，严重影响到了教育的改革进程和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又何必治而杀之，真正有效地来治理这一教育顽疾呢？？？！！！

（李吉明2011年3月26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