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音乐家耿玉卿《耿玉卿戏剧音乐艺术》


                天生的音乐奇才 真正的平民骄子(摘选)

                                        张宁方

    早闻戏剧音乐家耿玉卿遐迩盛名,有幸拜访了这位站在梨园幕后的一位戏剧音乐上的“英雄”。电话预约后,了解到耿老最近忙着办驾照,惊叹耿老不仅是屹立在戏剧事业上的闯将,而且生活上也是紧随潮流的时代人。

    见到耿老前,还怕自己对戏剧音乐上的欠缺惟恐采访不到位,可见到耿老后,这些杂念就云消雾散。眼前的耿玉卿,有着王羲之的坦腹洒脱和纪晓岚的豁朗幽默,讲起记忆中的历史、生活的点滴,更是朗朗其谈,人生轨迹充溢着神奇的色彩,佐证着一个天生的艺术才子。
 

                                        2008年4月25日


                      老话题 新感觉

                                     耿玉卿

   “一定要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大胆创新”,这句话在戏曲界已经说了许多年,到底怎样做,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曾几何时,地方戏走过了叫人难忘的弯路,把豫剧变京绑,将流行歌、架子鼓生硬地往戏中塞,实践验证都是不成功的。在一阵子时髦过后,还是二八、流水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地方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豫剧《老子•儿子•弦子》是写当代富裕了的农民如何瞻养老人的故事,是一出带有讽刺意味的生活喜剧。因此它的音乐唱腔风格,应当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豫剧的,又是创新的;既是通俗的,又是高雅的。还必需充分注意到戏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河南坠子的老艺人,应将其说唱艺术的特点融入其中。但始终不能忘记是用豫剧来演绎坠子艺人,而不是用河南坠子表现豫剧艺人。我的任务应该是将一曲化万曲,将相同化不同。即用这些传统的板式,写出此戏的个性,写出这一个。

    我在主人公赵铁贤的一些唱腔中融进了不少说唱音乐素材,并在关键时用浓郁的豫剧拖腔来一口,让广大豫剧观众欣赏一下今天的河南梆子是如何美,又让他们感觉到,不是《红娘》、《白蛇传》、并非”二黑”、《朝阳沟》,此腔唯独《老 》剧有。比如,赵铁贤唱道:“不想吃硬让吃,真是受洋罪、还说是科学养爹,要遵章循规”时,前两句似乎是说唱,有意体现一下赵的音乐个性,到“科学养爹”时,突然用豫剧传统的二八甩腔,高扬上去,异峰突起,又强调此戏的神经点——科学养爹,这一下子就找到了极强的艺术效果,每次都有喝彩声。这段唱旋律并不复杂,手段也不高妙,关键是戏的神经点与观众的审美需求点撞击在一起,就必然产生火花

    搞了半辈子戏,唱腔写了一箩筐,奖证获了一大摞。通过《老》剧的艺术实践,似乎对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千万不能失去自己的特色,否则等于自己消灭自己。

           注:此文发表在2000年2月18日<《郑州晚报》,刊登在《耿玉卿戏曲音乐艺术》一书。
 

                  细腻、深沉而凄美

                                       耿玉卿

    众所周知,河南豫剧以通俗易懂的中州话语、质朴生活的乡土气息、高亢奔放的唱腔旋律而著称。而现代豫剧《香魂女》是一个美丽而沉重的故事。戏中矛盾的冲突,情节的发展,有许多是心灵的冲撞,内心的觉醒。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汹涌,感情细腻而复杂。根据我们对剧本的理解,《香》剧的音乐风格应该是:在压抑中孕育着奔放,含蓄中透露着真情、凄婉中走向昂扬。为此,我们对高亢奔放的豫剧进行改革和创新,让它同时也具有细腻柔美的表现力。

   首先,我们音乐创作班子与编剧、导演一起反复讨论、研究并参于修改剧本,分配唱段。人物此时此刻该不该唱,那里唱最合适,唱什么,怎样唱,我们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戏曲,戏曲,曲在戏中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戏曲的整个节奏。因此,作曲者必需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招数,不该唱的地方,要把唱词压下来,而“戏窝子”的地方就得唱个淋漓尽致。如戏中第五场,实忠与香香告别时,“天再高,路再远,我的心永在恁娘俩身边”一段,就是我们和作者一起研究后添上的唱段。总之一句话,要积极参与一度创作,这样才不会是被动创作。古人云“撰曲者不化身其为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我们的音乐创作和编剧导演想到了一块,断然可以让唱腔插上翅膀、为戏添彩。

    其次,我们给主人公香香设计了一个特性音调,并让它贯穿始终。此音调先下行后又八度大跳上行,起伏跌宕,压抑奔放。在不同情景、不同场次中反复用特色乐器“管子”及豫剧板胡领奏,大气、苍凉而凄婉,并张扬着一种内心呐喊,表现了香香的内心节奏的起伏不定,个性很强,对香香音乐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设计唱腔时,我们强调了“特色是剧种的生命”,把握一个原则:豫剧的、河南的。新的音乐素材与形式应化入豫剧之中,而不是将豫剧变成其它。其出新的幅度,充分考虑了老观众的承受能力,新观众的审美追求。唱腔写出之后,先在音乐班子中通过,吸收演员研究,再请领导与同志们审听,最后定稿。又在排练中不断完善,做到先在本团唱起来,响起来。比如第七场香香的核心唱段“环环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全团演职员都很爱唱。殊不知这是经过多次修改,多次完善,包括文化厅孙泉砀厅长都亲自参加唱词的修改才达到如此境界。唱段中的六个“她可曾”,我们将“二八板”加以改造,伸展,放慢,低音行腔而又采用一支琵琶轻伴,大大增加了它的细腻、委婉。表现了主人公对自己经历的痛苦回忆,对环环现状的同情,以及最后下决心“送环环自由身另选佳婿”的觉醒。在环环与香香心灵对话段“我走后谁照顾墩子和你”中,采用了旋律性很强、只用手板轻击节奏、清板吟唱与强烈戏剧花腔女高音对比的创作手法,刻划了环环对追求自由的渴望,对香香处境的担忧。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朴实善良的性格品质。

    在创作中,我们还采用慢板、二八自由转换、男女二重唱、三重唱、幕后伴唱等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去描写各种情绪。如第一场,环环的“心寒意冷”段,描写她悲凄无奈的情绪,就是慢板二八的混合运用。第三场“那一年风雪夜”的男女抒情对唱,男声用以“宫”做主音的豫西调旋律,女声用以“徵”做主音的豫东音调,形成调式的对比,一抑一扬,一刚一柔,苍劲浑厚与柔美细腻自然交织,唱腔最后又用二重唱将旋律推向高潮。第五场环环发现了婆婆香香与实忠的私情后,三人都处在窘境中,用了男女三重唱,均为此戏的音乐增加了可听性。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借鉴的音乐素材、采用新的表现手段,都在一个“豫”字上做文章,为内容的需要而改,为戏曲矛盾的发展而创,达到水到渠成的自然与和谐。化偶然于必然之中,化千曲(一切借用的素材)于一曲(豫剧)之内。我们音乐创作班子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团结的、有朝气的班子。通过《香魂女》的艺术实践,相信会让河南豫剧更美、更具感染力。

         注:此文发表在2001年4月16日《中国文化报》。刊登在《耿玉卿戏曲音乐艺术》一书。 
 
     
               “贫嘴”耿玉卿的幸福生活

                                  作者:贾璐

   按年龄来说,耿玉卿似乎应该是比我大一辈的人,平时,我见了他也的确是不叫老师不说话。但我们又的确是不开玩笑不说话的,而且葷素不忌口,雅俗都来得。他在我面前从不以老师和父辈自居,我呢,也从未毕恭毕敬地执弟子礼。

   说耿玉卿“贫嘴”,是我们在合作《村官》时饭后散步时的玩笑语,想不到后来竟成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见,耿玉卿并不忌讳我送给他的这个雅号。当然,他也十分淸楚,说他贫嘴,在我这里丝毫没有贬损的意思,反倒有许多赞赏的成份在焉。而且据说他在家里和夫人、孩子也不时要贫上一贫。倘真如此,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天伦之乐图呀?真真地羡煞人也!

  在我看来,“贫嘴”与“油嘴”有着质的区别:“贫嘴”是会说,“油嘴”乃胡抡;贫嘴妙语可解颐、油嘴滑舌使人嫌。只有满腹珠玑且又机智恢谐的人,才敢贫,才会贫,那是一份自信,那是一份从容,那是一份洒脱。看到耿玉卿,总让人想起不拘行迹、坦腹于东床的王羲之和坦率幽默、笑口常开的纪晓岚。会贫的耿玉卿,真乃可人。

  与聪明人对话是一种享受。老百姓的俗话对这句话作了很好的注脚:能和明白人打八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算起来我只与耿玉卿合作了两个戏,一个是《刘邦与萧何》,一个是《村官》,但我们合作得很好,甚至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思维和反应很同步,或是他给我的剧本提问题,或是我给他的曲子挑毛病,稍一点拨,马上心领神会,无需再三再四地争执和解释。当然,耿玉卿也不是一个随声附和、没有主见的人,而且个性极强。偏执和执拗、既是一个艺术家的缺点,又是他的长处。这话大概是巴尔扎克说的,我和耿玉卿都认同这一点。因此,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争执和吵架是难免的,有时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我们的争执大多会在耿玉卿的调侃和幽默中了结。哈哈一笑,达成共识,问题解决。百韧钢化作绕指柔,耿玉卿就有这种功夫,不服不行。和演员在一起,耿玉卿更是如鱼入水,“笑语环绕篝火飞”。所以演员们说,跟耿老师学唱腔,不累。往往在大家神倦力疲的时候,耿玉卿一句诙谐的调侃,众人捧腹,举座哄堂,不由人倦意顿消。

  关键的问题是,耿玉卿己经不是小青年了,早过了知天命之年,仍能如此童心未泯,尤为难能可贵、一事能狂便少年,耿玉卿何止是一时一事聊发少年狂?而是处处、时时让笑声伴随自已,把笑声带给大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河南戏曲界,耿玉卿以不墨守成规、锐意创新而为人称道了。人不老,艺术生活之树便会常青,信哉斯言。以跳荡的音符为元素创造艺术品的音乐人,更应有一腔燃烧不息的生命之火和一颗童真未冺的心灵。

  不只仅仅在艺术创作上,在对生活和社会的认知上,我和耿玉卿也有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一种名山事业,它既可博名又可获利。“一不小心”,甚至还可“永垂不朽”。所以,要求在艺术圈里滚摸爬打的人完全淡泊名利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既混迹于名利场,又高标遗世独立的人,要么是假清高的伪君子,要么就是自已摘不到葡萄吃的遮羞语。名利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关键是你用什么手段去谋取它,怎样对待它。耿玉卿坦言自已并不完全淡泊名利,但要靠自已的实力和汗水去博取。事实上,只要不是浪得虚名,你在为自已“赢得身前身后名”的同时,也为社会、为人类创造了精神或物质财富。有一次我们就名利这个话题闲扯,我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耿玉卿马上截断我的话头:咦,咱俩想的咋恁一样呢?我还有两句,叫靠天天会塌,靠地地会陷,靠谁都不如靠自已。他还有两句名言,叫“只要给咱空间,咱用音乐说话”。

  耿玉卿正是靠“用音乐说话”,数十年来、谱写了一百多部大型戏曲,在这些年的艺术竞赛中,他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河南省每届戏剧大赛,都有他的一部甚或几部作品获大奖;耿玉卿正是靠“用音乐说话”,才给自已铺就了一条锦绣前程。他如今是国家一级作曲、河南省劳动模范、郑州市拔尖人才、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敎授。

  现在该说说耿玉卿的幸福生活了。

  刘恒笔下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黒色幽默,是一种自嘲和调侃,蕴含着许多无奈与酸涩。卑琐而艰难地“幸福生活”着的张大民们,不给自已找点生活下去的理由,不找点乐子,不阿Q一下,这日子他可怎么过呀?所以、刘恒才在一篇创作中说:“物质胜利这么难,弯回来在精神上胜利一下都不许,安的什么心呐?!”

  而如今的耿玉卿却确硧实实是在幸福地生活着。

  首先,耿玉卿虽没有万贯家财充大款,却也算小康之家薄有钱。知识分子只有物资独立,靠自已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才能保持自已的独立人格,才能专情游心于技艺。耿玉卿人有居、食有鱼,出虽无车,但打出租车的零钱还是有的。如果他想放纵一下自已,即使章台走马、秦淮放舟也不致于阮囊羞涩、行止两难。正因为耿玉卿衣食无忧,他才能操曲记谱并非全为稻粱谋,他才能以闲适裕如的心态漫步于艺苑之中,择仙葩而撷之,去编织自已五彩的梦。

  再则,耿玉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我至今无缘一识贵夫人玉琦的风采,但听人说是既漂亮又贤惠的。我和耿玉卿通过多次电话,有几次是王琦接的,听到那圆润如珠滚玉盘般的声音,让人怎么也不相信她也是过五旬而望六旬的人了。今年春天王琦赴美国去看大女儿,远在大洋彼岸,王琦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丈夫,每一念及便会揪心扯肺,甚至潸然泪下。探亲假期未完,便匆匆打道回府了,由此可见王琦对丈夫呵护有加的程度。有人说家庭是男人奔波前进中的加油站和疲累时休憩的港湾。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河东狮子吼的妻子,又有几个让你操不完心、淘不完的神的孩子,你能专心于你自已心爱的事业吗?而事业有成、如日中天的耿玉卿子孝妻贤,他能不幸福并快乐吗?

  耿玉卿虽然年过五旬、但仍然细皮嫩肉,再加上他一副乐天的样子,没有一点沧桑感。故而我推测,耿玉卿是很可能是用牛奶和面包养大的,肯定没有受过什么磨难。后来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们有过多次深谈,对他的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我的推测是多么荒谬。

  耿玉卿曾有过牢狱之灾,那是在政局动荡的年月。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权者竟“精心按排”他这个政治犯与有命案在身的死囚犯同处一间牢房,并训斥他说:耿玉卿,你要做到两条,一是别叫他杀了你,二是看好别叫他自杀。在那段“与狼共舞”的日子里,耿玉卿朝夕屏息、日夜怵惕,是无论如何也幸福不起来的。没想到,他俩后来竟成了“亲密无间”的狱友,尤其当那个死囚犯知道耿玉卿乃政治犯,而非杀人越货之徒时,更增加了许多尊崇。后来,那位狱友要“上路远行”了,耿玉卿亲自帮助他穿上远行的“吉服”,按惯例“犒赏”他一碗红烧肉。狱友用勺子盛起第一块红烧肉,抖抖颤顫地非叫耿玉卿吃下去不可。耿玉卿心中暗自颤栗了,这位狱友是人之将死,其心向善,还是临走要拉一个作伴的?但这种惊恐和犹豫只是瞬间的事,耿玉卿面对“嗟来之食”,大张着嘴,“坦然”笑纳了。那位狱友十分感动,说:“老耿,你以后请放心走夜路了,甭害怕,我在阴间也会保护你。”这大概是耿玉卿此生吃的最难忘的一次肉。

  之所以感动了那位死刑犯,耿玉卿靠的是一颗悲悯之心。他说,虽然这个人犯了死罪,但只要他没有被枪毙,他就需要人的爱护和关怀。能说明耿玉卿珍爱生命的还有一件事。1975年发大水,耿玉卿眼睁睁地看着自已的全部家当荡然无存,一点儿都没去抢,却把一只小狗救出来了。在耿玉卿看来,什么东西都可失而复得,唯有生命,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只有一次。古人说,仁者寿,只有常怀悲悯之心,珍爱生命,进而对人类进行人文关怀的人,才会热爱生活,也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才可与之深交。
 
  入狱后,耿玉卿愤懑、痛苦、甚至绝望过,是夫人王琦用柔弱的双肩支撑起了这个破碎的家,支撑起了几近崩溃的丈夫。耿玉卿入狱后,最关心的是家里的情况,王琦为了给丈夫传递信息,把买的大药丸子剖开,把写好的纸条子用蜡纸包上,再塞进大药丸子里,团好楺圆,送进牢内,给丈夫送去一家老小平安的信息和亲人的祈盼。为了给丈夫增加营养,王琦更是绞尽了脑汁,能公开送进去的就别说了,不让送进去的营养品,王琦就捣碎了做成药丸子来个移花接木。出狱那一天,耿玉卿红光满面,而妻子却瘦得几乎“不个像个女人了”(耿玉卿原话)。望着赢弱的妻子和惊魂未定的一家老小,望着墙上那墨痕犹在的“打到耿玉卿”的大标语,耿玉卿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一定要永远昂着头生活!

  磨难对艺术家来说,永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有经过磨难,你才能对世态炎凉、人情世故、善恶美丑有深切的洞察;只有经过磨难,你才能“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只有经过磨难,你才能静观荣辱得失,笑看升降沉浮。太史公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场牢狱之灾,对于艺术家耿玉卿来说,何尚不是一场“幸事”!

  在最近举办的“耿玉卿戏曲作品研讨会”上,耿玉卿很动感情地说:我首先要感谢我碰上了如今这个好时代,让我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我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社会,回报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是啊,如今的耿玉卿生逢其时、祥光罩顶、身心俱佳,他能不幸福并快乐着吗?

  祝愿步入人生黄金季节的耿玉卿永远年轻,永远幸福,永远“贫”下去。

  也愿我的下部作品能继续与会“贫嘴”的耿玉卿老师愉快地合作。 (贾璐:濮阳市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

   注:此文摘自由中国戏曲学院出版社《耿玉卿戏剧音乐艺术》一书

 

           妙笔谱华章 真情写人生 
                      ——记戏曲作曲家耿玉卿

                              文/ 李焕霞

  你听过《情断状元楼》中“掸掸土搌搌泪大礼拜见”那辛酸悲愤的唱腔吗?听过《香魂女》中“环环她低头无言轻轻离去”、“娘的话叫环环又惊又喜”的无限感慨吗?感受过《老子·儿子·弦子》中“骂声娃子少撒泼”、“赵铁贤说不出是喜是悲”的迸发与无奈吗?还有新版《白蛇传》中“自有那万钧雷霆把塔劈”的凄美坦然、《同根异果》中“夫妻恩爱度时光”的甜美抒情、《生儿子大奖赛》中“瞎子算卦”的诙谐滑稽,以及曲剧《断桥》和《王宝钏》中那柔肠百转的倾吐吗?……

  你可知道,这些被专业演员及戏迷朋友竞相演唱的美妙旋律竟出自一人之手,那就是著名作曲家耿玉卿。在多种艺术门类激烈竞争,戏曲相对不景气的今天,一个人有这么多作品被传唱,这种现象的确难能可贵,引人深思。

  1985年,耿玉卿以一曲《情断状元楼》敲响了郑州市豫剧团的大门,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期。二十多年来,耿先生以其丰厚的作品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人物,网上一点,评论成串:“耿玉卿是我省豫剧舞台上最活跃、最富有独创性的作曲家”,“最大胆的河南戏曲音乐改革家。他的作品太超前,开始大多都接受不了”。“听他作曲的戏,就是一种最高雅的享受”,“多少演员是唱他作曲的戏而一炮走红的。没有耿玉卿,也许就没有许多演员如今的辉煌!”“耿老师在艺术上的造诣真的是登峰造极,而且生活得洒脱自然,他在创作中享受生活,他就是音乐,就是仙。”

  在大家眼里,耿玉卿毫无疑问属于创新派、改革家。是的,从1963年开始创作,四十余年来,耿玉卿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他始终认为,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是艺术的大忌,有争议的探索远比中规中矩的继承有价值得多。“艺术创作应该‘因时善变’。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在提高,剧本表现的内容和风格日趋多样,固守老传统只能被时代淘汰。只有‘用古’与‘变古’很好结合, ‘固本’和‘求新’同时兼顾,才能既保证剧种特色,又有所发展。所以不能现成,不能偷懒。如果当年的土炮能在战争中永久制胜,就不会有今日的火箭导弹了。”这就是耿玉卿多年遵循的创作理念。他在创作中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理想,并以其卓越的创新成就引导着观众的审美趣味。

  翻看他近些年的作品《半个娘娘》、《鸳鸯戏水》、《疯哑怨》、《被拐卖的人贩子》、《讨饭国舅》、《生儿子大奖赛》、《蛾眉女》、《春秋出个姜小白》(台湾版更名《少年齐桓公》)、《呼唤》、《岸上的妹妹》、《虎符》、《同根异果》、《刘邦与萧何》、《青山明月》、《长孙皇后》、《戎冠秀》、《青山情》……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浓郁的豫剧韵味,而且能找到一些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独特之处。

  耿玉卿的音乐创作,善于广泛吸纳新的音乐元素,来丰富旋律语汇,在不动声色中巧妙“化”成本剧种的音乐精神,形成新颖独特的艺术创造。例如,《情断状元楼》“穿我烟花衣,吃我烟花饭,住我烟花楼,花我烟花钱。迎着烟花跪当面,恩人菩萨叫不完。没有当年的烟花女,哪来今日的王状元,王状元!”这段唱腔的音乐素材取自河南曲剧的曲牌“银扭丝”,开始时采用似说又唱的行腔旋律,好似主人公发出的声声血泪叩问,最后一句旋律上扬,采用重复手法,将敫桂英此时撕裂肝肠的悲愤之情宣泄得淋漓憾人;《曹公外传》中他将台湾民歌《望春风》作为该剧的贯穿音调,并且因其调式及节奏方面和豫剧的慢二八有相似之处,就化成了剧中的一段伴唱,“野茫茫天昏暗。山重重路在哪边。急行行斗笠县令,心悬悬亲人凤山。”既合乎此时人们对曹谨的深情盼望,又使得曲调具有浓郁的台湾本土特色。《武后与婉儿》中宫廷乐舞的伴唱,“密叶因栽吐,新花逐剪疏……”,就引入了昆曲的音调,既符合宫廷这一特定氛围,也使豫剧显得典雅起来,这样的借鉴化用,几乎在他每部戏里都能找到。

  耿玉卿的创新能力并不只在于借鉴吸收上,还表现在他对传统板式的运用改造上。他采用级进、移宫离调、伸展与紧缩、半音游动、调整摆字位置、改变起腔的板眼、重复重点唱词、吸收本剧种曲牌及兄弟剧种的音调等手法,来发展丰富原有板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巩义市豫剧团团长、一级作曲刘成甲说:“听耿玉卿的唱腔,需要有心理准备,不能凭经验走老路。”的确如此。比如《白蛇传》中许仙的四句唱,“清明扫墓南岭下”,按照传统板式的程式化走向,应该是旋律上扬,但他却把真声真调的二八板的音域拉大,突然下行在3上,不仅使演员宽厚的嗓音发挥到极致,而且将人物此时压抑伤感的情怀展现得格外贴切,加强了旋律的抒情性。他“移步不换形”的改动,使得其音乐既熟悉亲切,又新颖别致,更合乎人物。同样的二八、流水,在他笔下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了形象与意境、情感与灵魂。这正应了“作曲在法,其妙在人”这句话。

  2006年,他应邀到安阳创作现代戏《大爱无言》,最后“婚礼”一场中吴新芬有一段唱:“没有婚宴的笑语喧哗,没有洁白的新娘婚纱;没有鸳鸯锦被铺床榻,却有两朵红云罩双颊。这场爱少了些花前月下,这场爱也没敢惊动爹妈。自己决定自己嫁,相爱的人儿成为一家。享受着丈夫为我梳理秀发,这份温馨这份挚爱陶醉着女儿家。”这段唱词朴实而情深,曾被导演戏称要“难死耿玉卿”。因为这段唱词格律完全跳出了以往的慢板结构。然而,以创新闻名的耿玉卿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他大胆采用F调,运用下五音来演唱,调升高了,行腔旋律却突然降低了,从而使得这段唱腔色彩有了变化。传统的慢板经过改造,显得更加柔美抒情,很是新颖。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家”字一直延伸了11个小节,使得曲调凄美婉转,柔情缠绵,一唱三叹,荡气回肠,将女主人公此刻寂寞而幸福、辛酸又甜蜜的心境渲染得淋漓尽致。这种手法在以往的唱腔中是决然没有的。这段唱始终没有甩高腔,却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细腻柔美的唱腔动人情怀,让人闻之潸然落泪,嘘唏感叹。

  耿玉卿的每个音乐作品都能给人带来新意,总是显得与众不同,这也让他常常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对此,耿玉卿从来不曾去辩解,更不退缩,只是以对戏曲的挚爱和永不停息的脚步坚守着他的创作理想,他知道什么是他不该在意的,什么是他应该坚持的。1985年《情断状元楼》刚问世时有些人曾说:“《情断状元楼》这出戏的唱腔内有七个剧种,唯独没有豫剧。”在里面很难找到我们熟悉的传统旋律。可是,相隔多年,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却禁不住满怀敬意地去对待他的作品!这出戏不仅仍活跃在舞台,成为很多剧团的看家戏、保饭戏,而且剧中不少经典唱段也广为流传。

  耿玉卿在改革创新之路上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如果说故乡南阳这个曲艺之乡给予了他最初的熏陶滋养;擅古筝、工三弦的父亲,成为他艺术之路的最初引领人;郑州艺术学院音乐系几年的学习让他开阔了视野,那么多年的学习和大量的实践才是他创新的最深厚力量。耿玉卿百余部作品的诞生,以及他诸多作品在观众中的广泛影响,显示出他极高的艺术素养和卓越的创造力。清代美学家叶燮曾将艺术家的创造力分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耿玉卿今天的成就,靠得绝非一点天赋,正是多年广泛学习积累的结果。正如已故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铮说耿玉卿:“他出门时刻掂个耙子,背个篓子,见到有用的,能耙就耙,能搂就搂,不时往筐里装新的东西,他是艺术上的有心人。”

  耿玉卿深知,一个艺术家能否时时突破自己,艺术上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最终取决于文化素养。时至今日,耿玉卿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豫剧五大名旦的唱腔他悉心研究过,对豫剧板式他有过详尽的分析,曲剧二百多个曲牌他了然于心,唐诗宋词、小说散文、《人民音乐》、《剧本》、《文艺报》……,都是他多年订阅必读的刊物。“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有了深厚的积淀,这才让他识广、胆张、才高、力强。知识面宽了,对艺术的理解自然就深刻了。文学修养上的高人一筹,使得耿玉卿能对作品整体有准确深刻的把握,对人物有深切细腻的体味,能够感受、领悟到“辞情”蕴含的深层次东西,所以,大家说,他的音乐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设计,而是对人生的悉心体验和全情贯注,因而显得细腻、深刻、厚重。耿玉卿的音乐,从来都不是轻飘飘的,特别能禁得住品味琢磨,有着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音乐是最传情的艺术,也是耿玉卿抒写人生体验与内心情怀的方式。他认为,“唱腔是超越念白更为激情、更唯美的表现形式,更具艺术感染力,因此准确淋漓地‘达情’就至关重要。”因而耿玉卿的音乐,很少刻意去寻求技巧,而是用心灵的丰富和深邃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情感。他的音乐追求的不只是广场或晚会式的热闹,也不是廉价的掌声,而是对情感的真挚体验和美妙传达。“他的音乐合乎人物、贴近生活,就像讲心声一样,连过门都有感情(台湾演员朱海珊语)!”大家说,耿玉卿的音乐“表情”,一听就能听出人物的情感来,音乐形象鲜明,即使抠掉唱词,也能分辨得出是哪个戏哪个人物的唱腔。当你看到观众满含热泪、静心倾听、全情投入的场景,就会感受到耿玉卿音乐的感染力。

  在多年的实践中,耿先生以其大胆卓越的探索,将质朴、火爆、粗犷的豫剧融入了细腻、柔美、深沉的品格。有人说,耿玉卿的音乐很美,很新颖,很耐听,但是有如阳春白雪,不大容易学,也很难流传。可是,当你打开广播电视,漫步公园河堤,走进戏曲茶楼,不经意间就会看到他的作品,而且很多唱段已逐渐成了“流行曲”。《风流才子》、《香魂女》、《情断状元楼》等剧中的一些唱段也成了艺术学校戏曲班的唱腔课教材。看来曲高未必和寡,耿玉卿在创新的道路上并不孤独。                                   

  耿先生的音乐不仅在大陆风行,而且早已被台湾的同行接受。十余年前,豫剧队便开始演出他的代表作《王魁负桂英》与《唐伯虎点秋香》。近几年更成了台湾的常约合作者。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的感受也许最有说服力,“耿老师的音乐有个特点,就是唱腔难学、难唱,可学会之后又很难忘,非常好听。豫剧队往年很长时间使用的调门以D调为主,比豫剧最常用的降E调低了半个调门,这也就形成不同的演唱习惯,因而起初很担心。在嗓音、发声位置方面,一经大师指点,就感觉茅塞顿开,的确不同反响,不仅越唱越轻松,而且使我对唱腔体会得更深,更能够将人物表现得尽善尽美。这也是我在两岸交流合作中得到的最大收获。”这一点,细心的台湾观众也感觉到了,“豫剧的忠实观众不难发觉,王海玲的演唱方法与以前不完全相同。曹夫人的唱腔洗炼新颖,极尽跌宕之美。每唱一板戏,都令全场为之震动:平和处温润悠扬、字字清晰,典雅稳实的唱工中倍显大家风范;哀婉处如泣如诉、声声带泪,肺腑真情动人心旌;激越时挥洒自如、奔放铿锵,即使最昂扬处仍显得清亮而有余韵,满宮满调,刚柔相济的唱腔,把观众情感带向最高潮。王海玲这两年在唱腔上的迅速进步,当然在于她自己的用心揣摩以及艺术创造力,而更重要的还要归功于耿玉卿的帮助。”

  耿先生认为,戏曲音乐除了要展示曲之美,还要让观众领略腔之妙,因此他很注重“因人设腔”,注意充分调动演唱者本身的艺术潜能,使他们的艺术技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张扬。创作完音乐,他还要常常到排练场一字一句地教唱。在戏曲圈内,耿玉卿的范唱能力是一绝,“没有他的亲口传授,演员很难找到味儿。”河南省豫剧三团的一级作曲李仲党说:“一个《香魂女》,让汪荃珍的声腔艺术有了一个大的提高”。还有王希玲、王宽、方素珍、刘晓燕、杨红霞、王惠、贾文龙、刘昌东、张海龙、任三印、马刚良、郭英丽、王丹……很多艺术家和优秀中青年演员在耿玉卿的音乐中成长成熟,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他创作的《王屋山下》、《都市风铃声》、《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曹公外传》、《红菊》、《王宝钏》、《珠帘秀》、《大爱无言》等众多优秀获奖剧目纷纷进京展演,《中国戏剧》编辑姜志涛戏语:“耿玉卿真成了河南精品的大托拉斯”。

  其实,耿玉卿的影响并不只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湖北、新疆、台湾,都有他的足迹;他的创作也不仅限于豫剧,不少曲剧唱段也在观众中流行传唱。如今的耿玉卿真是个香饽饽,合约不断。炙手可热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才华,还有他时时透出的人格魅力。

  著名剧作家孟华先生和耿玉卿是多年极为默契的合作伙伴,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到:“原先,我不知道音乐的‘乐’与快乐的‘乐’为什么要用同一个字,后来认识了耿玉卿,就知道了,他乐中取乐,陶然若仙,我命名为‘乐仙精神’,简称‘乐仙’。”评价极为贴切。

  处在音乐世界里的耿先生是快乐的,且这种快乐精神已融入了他的灵魂。即使当年反右倾浪潮中被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将他打成白旗,发配新疆;即使在十年浩劫中被当作“三名三高,白专道路”的黑典型批来斗去,身陷囹圄;即使在一场洪灾中经历丧子之痛。无论面对怎样意外的遭际、挫折与困难,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并依然以乐观的姿态对待生活,并且将快乐带给他人。

  工作中的耿玉卿那种投入、那种陶醉、那种忘我、那种快乐,让人不禁心生羡慕、受到感染,大家喜欢与他合作;生活中和耿玉卿相处是快乐的,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同身受,他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那种智慧、幽默、平和、宽容、热情总能让人觉得轻松快乐。他的为人很让人欣赏,人缘、口碑很好,浑身散发着一种挡不住的凝聚力、亲和力。和他相处,你就会明白台湾朋友们为何称他“阳光男孩”了。

  可是,谁能想到一向坚强快乐的耿玉卿也有流泪的时候。多情善感的他常常会为笔下的人物而情难自禁。2001年金秋时节,由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文化局承办的“绿色周末·耿玉卿戏曲音乐创作研讨会及作品演唱会”在郑州举行,面对十几位艺术家不计报酬的倾情演出,面对观众的热情,一向幽默善谈的耿玉卿又禁不住潸然泪下,激动感慨得语无伦次、言辞笨拙。第二天,来自各地的数十位专家从不同方面对耿玉卿的艺术人生进行了研讨。这种规模在全省尚属首次,在全国也不多见。不过这种研讨总结还只是个开始,因为耿玉卿的创作还在继续。正如著名坠子艺术家赵铮老师所说:“玉卿不算大,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年轻的;在艺术创作上,他永远是年轻的。”68岁,可能很多人都已在家享受退休后轻松无忧的老年生活,可耿玉卿仍在忙着创作。

  我曾问:“如果有下辈子,你最想干什么?”他说,“还是搞戏曲”。看来,他很享受自己的事业。

  现在的耿玉卿,依然忙碌并快乐着。


            (文章选摘自“博客群”大海博客,发表于:2009-2-21 8:51:48)

 
                 “耿大师”印象

                                  王洪应

  耿玉卿兄的“大师“不是政府评定的职称,也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封的。是他为文为人,有了大家高看的东西,出了令人佩服的成绩,群众便拥戴他出来当“大师”——社会认可的“大师”。

  “大师”吉人自有天相:天庭饱满,地阁圆方,口鼻端庄,眉眼慈祥,堂堂正正,器宇轩昂。虽无头上光环照顶,却有一身灵气蕴藏。

  一般人理解的“大师”,那都是端着架子,摆着谱儿的人。眼睛当然是往天上看的,充分表现出超凡人圣,不随俗流。否则,便不足以称其为大师。殊不知,高深的学问和受人敬重,断不是端出来和摆起来的。咱们的耿“大师”不同,他是位没有架子的大师,一个天生的艺术之子,真正的平民之子。他平民的意识强,朋友特别多,是个爱朋友也受朋友喜爱的“大师”。在郑州,在河南,在中国戏剧音乐界,耿“大师”可谓名声响亮,如雷贯耳。

  不摆架子并受欢迎,倒不是说他没达到大师级的标准。在戏剧音乐界创作领域,“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几十年辛苦,不停耕耘,不断创作,大胆创新,成就斐然。他的修炼,他的学养,他的灵气,他的悟性,比常人要高,要深,要厚。他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戏剧音乐作品,如豫剧《风流才子》、《都市风铃声》,《王屋山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等,已分别获国家的“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甚至“艺术节大奖”,给河南争得了崇高的荣誉。他可谓著作等身,且每部作品都神采翩翩,情韵溶溶,为民族艺术和戏剧史增加了鲜亮内容。其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世人所仰慕,被同行所敬重。由于他的作品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所以演出场次特多。在中央及省级电视台播放的音乐作品,竟达到四十余部。“大师”行腔走板,曲调有昂扬入云者,亦多悲恸感人涕下者,不少唱段被家乡父老乡亲传唱,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乃至天下九州,可谓“流毒”甚广。一曲曲《情断状元楼》、《春秋出个姜小白》不知唱落了多少人的眼泪;一句句“二八板”、“流水腔”难讲触动过几多人的魂魄。他的音乐创作,如豫剧、曲剧、戏曲电影、电视戏曲片、电视专题片、戏歌,民族交响乐曲等形式,均能独善其长,做到通篇焕然,妙想于云。有与山川相辉映的光彩,具同江河共流淌的畅达。其中不乏唱人所未唱腔,度人所未度曲,尤令人叹服叫绝。他的才能,还不仅仅表现在戏曲音乐创作方面。民乐演奏,他一专多能,有些民族器乐的演奏,是绝对的高手,曾是戏曲乐队的中坚。他深谙戏剧艺术规律,熟知老百姓的审美习俗,只要参加艺术生产的全过程,他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劳心费神,出许多黄金点子,使剧情生出光华,让剧目获取更多艺术效益。《香魂女》的立戏过程中,他用比兴手法修改戏词,形容“穷人富人不一样”,语言鲜活,形象生动。他还以多年丰富的人生感悟,增加了实忠为私生女留存折的情节,使作品平添了艺术感染力。中国戏曲学院,乃高雅艺术殿堂,特聘他为客座敎授,足见“大师”深厚的艺术功底。

  “大师”的学问并非从天而降,与生俱来的。他勤奋刻苦,爱读书,读书读成了“书痴”,读书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谈吐儒雅,知识含量丰富,身上时可闻到书卷气。当然,那是万卷诗书充盈身心后,在其言其行中自然洋溢的文化品格。他善于从文化精华中汲取营养,尤其对民族音乐,潜心用力地进行过深入的接触、研究,特别是地方戏的音乐元素,己经烂熟于心,溶解在血液里。毎每与他谈文论艺,常有真知灼见,甚至于幽默风趣中,存字字珠玑。他讲,他的作品“都是从多次失败中歨向成功的”。这“走”的过程,虽有跋涉的艰难,却让他逐渐成熟,逐渐形成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在现实生活中,他独具慧眼,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受,往往能在“人生社会的深切感受中获得灵感”。他不想賦闲在家,情愿当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夫”(他的笔名),去体察纷繁复杂的生活,捕捉创作的基本素材。中央和省里市里,只要有重要的艺术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艺术的大海中畅游,主动接受艺术的熏陶。他把置身艺术活动中开阔视野,感悟艺术,广纳博收,当做人生的快事。因此,投身艺术,已成了他生活中的自觉。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美。他在生活里,在实践中,根子扎深了,把世相看透了,看穿了,思想就开阔,思维就畅达,其作品就达到了高品位,高境界。

  大师乃性情中人。看他听他想他,很容易窥视到他心灵。他演唱自己谱写的唱段,给人的感染力特强,不仅能做到声音洪亮,字正腔圆、而且韵致清晰,神采飞扬,情至酣处,竟然热泪滔滔,不能自己,足见其对艺术专心投入的深度。一些“角儿”能从他演唱和演讲中受到启发,找到准确的艺术感觉。他的故事挺多、在“冒傻气”里常常看得到真情。他好朋友,倘若你在戏剧音乐创作方面有了难题,就去找他,只要你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没错,他会尽力帮你走出困境,进而踏上坦途。省内剧团,不少在大赛夺奖、参加重要演出等关口,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某日他请人吃饭,邀我作陪。至酒店雅间一看,那贵宾竟然是他的学生,一脸的稚嫩。我不解:学生请老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反之,老师请学生就不那么情通理顺。道理浅显,却是民族遗传。大师给我解释:老师学生,本就该教学相长。今次这位学生参与创作的一部豫剧电影音乐,得到事社会的认可,为艺术争了光,我是老师,也很荣耀,当然该我请客。吃一饭事小,以小见大,大师所为无声律而悦耳,无华采而感人。他女儿出息,事业发展到了美国。天下父母心,思女切切,大师便携夫人前往大洋彼岸探望。上飞机前,夫人胆怯:万余公里、上是天下是洋,万一发动机停转,岂不交待了?大师亦有疑虑,但仍慷慨激昂:我们是去周游世界,没胆气还行?同时对夫人细语抚慰,你我几十年相濡以沫,甘苦与共,死在一起已是够本。展翅高飞本是幸事,何足惧哉?言毕与夫人相拥登机,俩人一路欢声笑语,尽兴畅怀,很是潇洒。区区小事一桩,可品察“大师”之胸怀,“大师”情感细腻之处。

  “大师”为人虽豁达,为艺却精严。为老百姓写戏谱曲,对待自己几近残酷的程度。凭一笔之轻重,谱剧中人物之魂灵,使命责任俱重,不敢丝毫殆惰。一人创作境界,激情所至,常常不寐不饭,不接电话,不理家人,将自己关在斗室,摘下人格面具,用心体察笔下人物感情、命运,时而小声呤唱,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悲痛失声,在自己的创作天地内,与艺术精灵同飞共舞。此时何时?乃好作品问世的前夜。他音学功底深厚,艺术感觉方式独特。他严于律己,要求自已的作品中,必需流动中原百姓的情韵,同时,又一定要融入时代气息。他追求固本求新之原则,以当代意识和文化底蕴,杨柳翻新枝,重著戏曲新曲。使新形新样的新调,给地方戏艺术音乐以新生。“大师”艺术道路,其真其善其美,大河滔滔,日月昭昭,不仅给人多有至美的享受,亦给人以榜样的力量。

  此文用流水唱法,不能算读通了耿“大师,浅阅后余有感言:“大师”身健神健笔健,乃事业之愿,戏迷之愿,百姓之愿,不知然否。

                 (王洪应,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注:此文摘自由中国戏曲学院出版社《耿玉卿戏剧音乐艺术》一书2002年2月


                 路在人走 事在人为

                    ——在耿玉卿戏曲音乐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赵 铮

   也许大家会说,一个76岁的老太太,还这么爱掺和,凑热闹。我今天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戏曲和曲艺分不开,我来也是份内之事,不算多;二是我和玉卿是忘年交,30多年的交情了,看到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从内心深处为他高兴。所以我要来和他共同分享研讨会的愉快成功。

  我和玉卿从曲艺结缘,那时他是郑州艺术学院的学生。他是南阳人,南阳是曲艺之乡,大调曲子童叟皆知,人人会唱,玉卿当然也不例外。他非常喜欢曲艺,60年代初我到他们学校演出《摘棉花》,他看后激动得不得了,找到我问:赵老师,同是河南坠子,为什么您唱得那么有韵味,既朴实又高雅,既生活又富于技巧,吐字清,行腔美,特别是摆字疏密,那么讲究。并且提出要跟我学习坠子。言谈举止对我充满了敬意和尊重。我一看这个毛头小伙子有思想,有灵气,有追求,是块搞艺术的料,对他印象很深,也从心里喜欢他。

  我们也真是有缘分。七十年代初,全国搞曲艺汇演,我们又走到了一起。他带着他为方城县搞的三弦书《红梅向阳》来找我,从唱腔到表演,让我给他指导。从第一次分手到再相见,相隔了十余年,这期间玉卿又从学校到了最基层的县剧团,但他仍然在埋头搞曲艺,搞戏曲,我为艺术有这样执著的年轻人而感动。所以我十分认真地辅导他带来的两个小演员。后来,我搞曲艺班时,有意想让他把学到的知识系统梳理一下,请他来给我们的学生上课。他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赵老师的晿既大气磅礡,又细腻深刻;既典雅华贵,又通俗活泼,最难的是把握准大气与细腻,高雅与通俗相结合的这个“度”。关键是文化的含量,老师追求的是很高的文化品位与娴熟的演唱技巧之完美结合。这正是我多年的艺术追求。我暗暗为他对我作品风格准确的分析而高兴,他实在是个勤于用心的人。课余他常常找我请教曲艺戏曲创作的许多问题。我们在艺术上有很多共识,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很多,但心里很近乎。一来一往,我们成了忘年交。

  玉卿能有今天来之不易。一是他天赋好,但他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谦逊、刻苦。走改革道路的人都明白,不“拿”别人的东西,走不出自己的路子。你得广泛学习,大胆借鉴,不能排斥别人的东西。玉卿具有这个开放的心态,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他我曾有过比喻。我说他出门时刻掂个耙子,背个篓子,见到有用的,能耙就耙,能搂就搂。不时往筐里装新的东西。他是艺术上的有心人。80年代初,他为南阳戏校搞曲剧《断桥》,写完后专程来到郑州一段一段唱给我听。当时我曾告诉他,搞戏曲一定要搞出韵味来,要细腻,要抒情。不要随便加“哇呀”“啊呀”的语气词,要以字行腔,即使加,要恰到好处,以需要为准。这话玉卿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实践中也这样做了。大家都说玉卿的晿腔韵味足,好听,耐听,这不能不说是他从曲艺、曲剧中吸取营养的结果。没有这种刻苦,谦逊的精神,没有大胆的借鉴、吸收,就不会有他的今天。

  玉卿对艺术的执著,对人生的态度也很让我感动。文革后期他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那时他处境不好,几乎没路走了。我很替他担心,怕他因此而失去追求,失去信心。他居然能笑对苦难,坦然看待时代对他的不公。特别到郑州这十七年中,扎扎实实,默默无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不容易。这中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可想而知。这也说明当初我没有看错他。从他这儿我也得到一种人生的感悟,“路在人走,事在人为。”有时苦难对人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是一种资本。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需要天时、地理、人和,缺一不可。玉卿遇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时代,这是天时;遇到了慧眼识才的郑州文化局的领导,这是地利;他本人谦逊,与人为善,有很好的人缘,有很多的朋友,这是人和。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今天的耿玉卿。

  振兴戏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特别是遇到钱的问题不好办。但郑州市文化局能为耿玉卿举办这样大的研讨会,演唱会,实在难能可贵。虽然是给耿玉卿个人搞的,但对整个文艺界都是一次鼓舞,一次震动,所以我表示特别的感谢。

  河南地方戏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创作人才尤其重要。看到年轻人一个个事业兴旺,我感到十分高兴。玉卿虽也过了花甲之年,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年轻的。我希望这个研讨会不是划句号,而是一次加油站。希望玉卿再接再厉,在戏典音乐改革创新的道路上走下去,更上一层楼。

           (赵铮,已故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


       注:此文摘自由中国戏曲学院出版社《耿玉卿戏剧音乐艺术》一书 2002年2月


                    “乐”仙耿玉卿

                                孟 华

  原先,我不知道音乐的“乐”与快乐的“乐”为什么要同用一个字?后来认识玉卿,就知道了。“快乐”即是“音乐”,“音乐”便是“快乐”。耿玉卿是混身散发着快乐的乐与音乐的乐的混合物。文字无法一目了然地表达。乐中取乐、陶然若仙,我命名为“乐仙精神”,简称“乐仙”吧。

  初识耿玉卿,记得是在1972年间。那时候我的《山鹰》刚演红,批判《山鹰》的革命浪潮也刚刚抬头,我处于一种兴奋与萎靡、快乐与悲哀之合并状态。有一天在剧院门外碰见了耿玉卿。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的,老远就打招呼:“庆华!”那声音,表情,就像故友重逢一般。我一看,好英俊一个小伙子,(别忘了他那时才三十来岁)面如满月,眉清目秀,浑身透着一种潇洒。我用“一种潇洒”来形容,是出于时代背景的考虑。那时候,“文化革命”时代,风度仪态的讲究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货色”,怎敢“潇洒”?连“飘逸”也得小心点!即便是这样,那时的耿玉卿也显得很潇洒,当然是那种受限制的潇洒,干部头、中山装、蓝灰色的潇洒——无法和他现在真正开放式的潇洒相比。他同我侃侃而谈,大赞我的戏写得好,并且向我介绍他是我的老乡,方城县豫剧团的,而且说他们团已经把《山鹰》由曲剧移植为豫剧,由他谱曲,演出非常成功,观众非常踊跃。当然谈得更多的还是他的曲子。他谈起他的曲子眉飞色舞,满面红光,极尽夸赞。这时候我发现他夸赞他的曲子比夸赞我的剧本要多得多。接着便当着大街上煦煦攘攘的行人,向我唱起他谱写的《山鹰》段子来。有人说,玉卿谱写的段子,唱得最好听的人是他自己。第一次见面,他便毫无顾忌地当街演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他的曲子好听,声音更好听,配着他那眯缝着的眼睛,专业的夸张的口型,和一双微微翘起的富有表现力的鼻孔,使人马上激动起来。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唱词写得竟是如此之好,好得把曲子衬得更好。当然玉卿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他的意见肯定是因为曲子好,才衬得唱词更好。反正是认识的第一面,感情就撕绞不开了,注定以后还得长期撕绞下去。不过,当时他的快乐立即感染了我,使我从压抑悲哀中快乐起来。

  耿玉卿的“乐仙精神”不仅表现在得意之时,尤其表现在失意之时,更表现在受苦受难之时。记得在那场充满误会和灾难的十年动乱中,耿玉卿运交华盖,曾遭牢狱之灾。然而,狱中的耿玉卿,依然笑声朗朗,歌声不断,在唱中学习,在唱中写作,在苦中作乐,其“乐仙精神”表现得更充分。他没有和历史较劲儿,没有和冤情较真儿,泰然看待这场误会。据说走出铁窗后的耿玉卿,比平时吃得更胖,脸色更好看,显得更年轻。也许是经过一场炼狱,凤凰开始涅槃。耿玉卿的技艺显得更成熟,人显的更干练。似乎参透禅机,洞悟人生,坚定地修行他的音乐道行去了。

  和耿玉卿正而八经的合作,开始于正而八经的寻找。

  大约是1984年吧,郑州市豫剧团要排演《情断状元楼》,请来的艺术指导兼导演是我省著名的戏剧大师杨兰春老师。杨兰春老师指名剧本由我改,音乐设计由耿玉卿来作。杨兰春问我:“耿玉卿你熟悉不熟悉”?我如实交代:“说不上熟悉,仅有一面之交。”杨老接着说:“那小子是个人才,有灵气儿,搞豫剧音乐的,除了王基笑,我就喜欢他了。”而且对我一再交代:“你要想在郑州真正搞戏,搞出象样的戏,就必须纠集和创建你们自己的强阵容的主创班子。耿玉卿这样的人才一定要抓来。”

  想不到杨兰春对耿玉卿评价这么高,虽然我和耿玉卿有一面之交,虽然我听过耿玉卿的当街演唱而且我觉得他唱的非常好听,但无论如何没想过他的水平级别。经杨老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于是我下决心要找到耿玉卿。

  带着杨老的垂教,我开始了“抓”耿玉卿的漫长征途。首先是寻找,那时候的耿玉卿处于“半失踪状态”,遍寻不见。电话联系不上,方城打听不着,老单位不知他的去向。当时也没有手机,有手机也轮不上耿玉卿买,那正是玉卿落难的时候,工资也没有,五个孩子尚小,一家六口指望着他这个大老爷们挣钱养家呢!自然他要闯荡江湖,卖艺打工,云踪鹤迹了。多亏我的一位宛城老友范牧先生终于帮我找到了耿玉卿,带去了我的问候,转致了相邀之诚意,叙述了三顾之情,终于使我们在第一次相遇十年之后再次相见了。这次相见是我们长期合作的真正开始。

  搞的是“状元楼”,却没住“状元楼”。我们哥俩就住在我的办公室——既简陋又阴暗不足八平方的两间斗室。硬板床老棉被打发了三九隆冬的日日夜夜。没有餐厅,没有食堂,没有厨师,一日三餐“自产自销”,自己做,自己吃。耿玉卿让他的贤惠媳妇养坏了,不会自己做饭,连放油盐后下面条还是先下面条后放油盐都不知道,我无法让他做饭,让他做出来我也无法吃,所以劳役只有我来服。月余的日子都是我领锅掌勺,在那台既可取暖又可做饭的旧式煤火炉上,烹饪出五光十色,十香八味的汤面条、捞面条、糊涂面条来……当然我们也不光吃面条,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希玲还给我们送来好吃的,像鸡蛋、白糖、挂面——不过挂面也是面条。

  吃住条件是简陋的,创作是愉快的。这一段合作非常值得回忆。我们两人的斗室墙挨墙,我在这边改本,他在那边谱曲;我这边出来一段唱词,他那边谱上一段唱腔。他在那边“哼哼唧唧”,我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开始觉得有点干扰我的思路,后来习惯了,听不见他哼唧我反而无思路了。我每天改出一段唱词或者玉卿每谱出一段唱腔,我们都要送到杨兰春老师面前听意见。杨老也决不放过任何一段唱词或唱腔的“终审权”,他总是催着我们“送审”,严严格格“过堂”,认认真真的给我们两提出高难度的修改意见,甚至彻底否定,推到重来的工程也不在少数。待戏排出之后,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坐在观众席中,听着那唱腔,看着那唱词,真比大热天儿喝两杯冰镇葡萄酒还舒服。尽管《情断状元楼》上演之初挨过不少骂,尽管有人讥讽《情断》的唱腔“六个剧种都有,就是没豫剧”。然而《情断状元楼》持久的、卓越的、不衰的舞台生命力,是回赠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该剧已成为郑州市豫剧团的保留剧目,演出七百多场,同时被三十多家剧团所移植搬演。《情断状元楼》曾参加过河南省第一届戏剧大赛,名落榜后,没有得奖。但同时参加那届大赛的十几台金银大奖剧目早就不演了,有的赛罢就不演了,寿终正寝了,就这个《情断状元楼》的“情”还“断”着。这应了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吧?
 
  《情断》的音乐唱腔是耿玉卿认识郑州又被郑州认识的唱腔,又是耿玉卿“情满郑州”而又“扎根郑州”的音乐唱腔。谱写《情断》之前,耿玉卿还不是郑州人,杨兰春老师只说让我把耿玉卿“抓”来为《情断》谱曲,并没有说把人调过来。即使杨老说把人也调来,那也只能是建议,愿不愿调来,能不能调来,还得看郑州的态度。也就是说,看郑州认识不认识耿玉卿这个人才的价值。威虎山上的八大金刚认识不认识杨子荣,就看那份见面礼《联络图》了;郑州市认不认耿玉卿,也就看你炮制的《情断状元楼》了。这个例子似乎不恰当,我也无意把郑州市比作威虎山,仅仅是想说明一种现象,这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行当都存在着一种环境圈子,一种对新人入境者审视、挑剔、希望你露一手的“口岸检验”心理。当时郑州市豫剧团不是没有音乐设计,也并非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如果耿玉卿的第一手露得不在即有水平之上,露得不能让“海关关长”动心,“老九”的位置是很难坐上的。

  《情断状元楼》的唱腔写出了该剧历史上最高水平,写出了最美的抒情意境,也写出了豫剧追赶时代的崭新姿态。《情断状元楼》的唱腔一改过去豫剧那种一味高亢、拼命奔放,不震聋耳朵不收兵的习惯沿革,尊重现代人的艺术审美取向,继承和开掘豫剧固有的优美抒情味道,巧妙而合理地吸取兄弟剧中唱腔的精华成分,也不排除借鉴南戏婉转、咏叹、清吟的唱法和板式,使之全剧唱腔听起来既浑然一体,完整统一,又特异独具,清新悦耳,薰风醉人。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归来的我,当时十分醉心话剧,不喜欢古装戏,更不愿沾手古装戏。之所以接受《情断状元楼》的改编任务,完全是碍于老领导的面子和杨兰春的托付。然而,当我坐在剧场里,看完《情》剧的彩排后,我被耿氏唱腔迷醉了!因而也从此爱上古装戏了。记得该剧演出三十场后,我还写了一首五律诗以作纪念,诗曰:
    “明明中州韵,
       浑觉南国音,
       绕梁三十日,
       撩逗四万心。
       既欲开新路,
       自会挨旧锛。
       满池蛤蟆叫,
       皆因春已深。”

  一个《情断》,显露了耿玉卿的才华。郑州市文化局和郑州是豫剧团果断拍板,决定调耿玉卿到郑州,而且立即发函至耿玉卿的原在单位。“人才成长,全靠争抢”。郑州市一要人,玉卿原在单位反而觉得人才离得这么近,耿玉卿不能轻易放走,为了留住人才,耿玉卿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很快得到了平反昭雪,未发的工资也予以集中补发。然而,郑州要人决心已定,不惜疏通各种渠道,包括搬动杨老出面说合,终于把耿玉卿一家人迁进了郑州。

  和耿玉卿的不解之缘自此结下,艺海浪迹二十载,如影随形,棒打不散。除《情断状元楼》外,我和他还合作了《半个娘娘》、《生儿子大奖赛》、《春秋出个姜小白》,乃至于不久前的新版《白蛇传》。

  剧本的作者和音乐设计既是一对朋友,又是一对冤家。和谐的时候是朋友,不和谐的是冤家,既和谐又矛盾的时候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我的朋友中,既有剧本作者,又有音乐设计。我常听到剧本作者抱怨因为音乐设计的曲子写的不好而影响剧情演出的效果;又常听到音乐设计的朋友抱怨因为剧本写的不好而影响了整体效果。这是一种纯冤家状态,这种冤家状态在我和耿玉卿之间体验不出。我们之间的合作体验的最多的还是那种十分默契,甚至沆瀣一气、一个鼻孔出气的艺术和谐。既是有争论,有冲突,也会有冤家的时候,但那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不管怎么冲撞,就是撕绞不开,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甚至成为相互吹捧的“吹鼓手”。当然,我们互相为“吹鼓手”。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互相吹捧,互相抬高,而是一种由衷的认可和赞赏,说是“惺惺惜惺惺”也未必过分。我和耿玉卿的每次合作,总是一次美好的回忆。玉卿人缘好,又风趣幽默,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了耿玉卿,气氛就马上活跃起来,在轻松愉快中完成创作任务。

  我没有测验过玉卿的文学功底有多么深厚,但我赞赏他对词道的讲究,他有时候偶然在我的唱词中改上一个字两个字,让我佩服得心花怒放。远的记不清了,举个最近的例子。新版《白蛇传》第三节许仙上场有六句唱,原稿是这样:

  许仙:(唱)娶了媳妇发了家,
                    许家药铺开两仨。
                    娘子医术惊天下,
                    除瘴祛疾安千甲。
                    夫妻恩爱更无话,
                    天天归来献束花。

  玉卿拿到唱词后,关着门琢磨了半晌没有动笔,最后敲看我的门,向我提出:“‘夫妻恩爱更无话’这一句能不能改两个字?”我问:“改哪两个字?”他说:“‘更无话’改成‘不用话’,可以不可以?”我一听,立即拍案叫绝,说:就这么定了!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一段唱词就那么一句费工夫,这一句就那么两个字费琢磨,它已伤了我大半天的脑筋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如意恰到好处的词,想不到耿才子帮助我找到了。他不但是作曲家,而且还是唱词的考究家。

    耿玉卿差一点丢失,我也一直担心耿玉卿要丢失。因为他的大女儿在美国,是美国人。女儿女婿一直想让父亲母亲到美国长期居住,颐养天年,而迁居国外享受现代化和高科技,又成为当今的时髦。耿玉卿也确实出国了,夫妇二人揣上长期护照乘上波音747飞越大洋降落到美利坚合众国一个美丽的城市。那里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水和空气一级纯净,步行十里皮鞋上沾不上灰尘。女儿有两辆高级轿车供父亲随时兜风潇洒。然而,耿玉卿只住了一个月便回来了,回到他那方向正不正,斜不斜的第四层小楼上。(注意:那时美国的世贸大厦还没有爆炸,恐怖事件还没有发生。也绝不是耿玉卿有超强的未卜先知的预见功能。)问老耿为什么这样快就回来?他光说:“不中,不中,咱生就的中国命,过不了洋日子。”我说:“是不是在国外找不到音乐家的自我?”他欣然大笑,十分赞同。

   耿玉卿是中国的,耿玉卿是河南的,耿玉卿是豫剧的。

   这就是耿玉卿!

      2001年10月2日 郑州 霞玉斋

           (孟华,郑州市创作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级编剧)

 

             

                         耿玉卿在梨园春

 

              他踏着苦难一路走来

       凡是河南戏曲圈里的人,都知道他;就算不在戏曲圈里,但喜欢看戏曲的河南人,也大都听过他创作的戏曲作品。他叫耿玉卿,是河南著名戏曲音乐家。

              他踏着苦难一路走来

                   ——记河南著名戏曲音乐家耿玉卿

              青年导报记者:郑乐芳

 
       A.     “准右派”的另类学习生活

       耿玉卿出生于方城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酷爱古筝、工三弦,还能唱大调曲子。母亲是个大调曲子迷,偶尔也能自打手板哼上两句。他自幼就深受民族音乐艺术的熏陶,4岁时能把《小老鼠上灯台》《肉包蒸馍》等小曲子唱得滚瓜烂熟;7岁能上台唱大调曲子,拉二胡、吹笛子。18岁那年,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上了河南艺术学院。

       从县城来到省会郑州,耿玉卿眼界大开。繁华城市的一切让从小志满意得的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在县城曾经的“辉煌”到了省会黯然失去了色彩。看看自己一身冒着土气的衣着,再比比城里人的打扮,虽然不自在却也无力改变。家乡呱呱叫的民乐在这里如同冬天的短袖、夏天的棉袄,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拿不到台面上。而且,拉惯了二胡、吹惯了笛子的双手对一架高大气派的钢琴也束手无策。还有,对着“1、2、3、4、5、6、7”能哼出“哆、来、咪、法、嗦、拉、梯”的他,看着那一行一行排列的“蝌蚪”或者“豆芽”似的五线谱,也两眼一抹黑。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妄自菲薄。45分钟紧张的课堂学习结束了,同学们都趁机放松一下,他依然在学习;每逢放学后,同学们上街游玩,他却趁机溜进琴房,抓紧一分一秒练琴。晚上不到熄灯,他绝不离开琴房。熄灯后,他再悄悄地离开,免得被老师发现。星期天,对他来说却是星期七,而且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星期七。他就像《龟兔赛跑》中的龟一样,靠着坚强的毅力,拼命前行。就这样,原来和钢琴成绩好的同学有着天壤之别。别的他,已经能望其项背。当第一学年结束时,他不但民乐好,钢琴也弹得好,已经进入第一梯队,成为班里的佼佼者。

       正当他在艺术天地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蔓延到了学校。因为他专业成绩突出,还说了些反映现实的大实话,就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插了个“白旗”。又因为他年龄小,“资格”嫩,只能被划成“准右派”。而“准右派”也是要被剥夺上课权利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位伟人的话:“从希望中得到欢乐,在苦难中保持坚韧。”他深信自己没有错。梦寐以求的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进一步深造的志愿一直激励着他,使他的学习热情不容稍减。不能上课了,他每天晚上都从“监视”他的同学那里打听白天的学习内容,第二天通过自学来补上。就这样,他的学习成绩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落下来。

          B.  “掏大粪”的艺术工作者

       大学还没毕业,随着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到来,河南艺术学院全体人员停课下放到农村劳动。耿玉卿被下放到方城县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全是搞音乐、舞蹈、美术等专业的人员,戏称“十二家”农场。下放到这里的人一方面继续学习各自的业务,干自己的专业;一方面参加劳动,种菜、种庄稼养活自己。他那时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不谙世事,领导认为他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就“特批”他去掏大粪,为农场积肥。那里的厕所是旱厕,屎尿搅在一起,臭气熏天。如厕的人都不敢呼吸,憋住一口气,然后尽快离去。每当他拉着粪车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掏大粪的时候,他总是一遍一遍地默念着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苦难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对能干的人却是一笔财富。”他把苦难当做一块垫脚石踩在了脚下,认认真真地掏大粪,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说不准是领导见他掏大粪毫无怨言动了恻隐之心或是有意再去刁难他,不久又安排他去教舞蹈。尽管他过去没有跳过几次舞,但领导既然这样“信任”他,他也无话可说。从此,他白天照旧掏大粪;晚上挑灯夜战,拿着舞蹈杂志,看着图谱和说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地学习舞蹈编排。就这样,他愣是把舞蹈教得风生水起。“咦,这小家伙还会教舞蹈呀?”“嗨,你别说,教得还真不赖。”

      在那个非常年代,像耿玉卿这样的人,犹如犯有麻风病,一般人是不敢接近的。然而这家农场里却有一个小姑娘王琦,一点儿也不避嫌地尽自己能力帮助他、关心他。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宿舍里练舞蹈,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他把门打开一看,是王琦捧着一个茶缸来了。王琦说:“我知道你饿,给你送点东西吃。”他把茶缸打开一看,是几个冒着热气的荷包蛋。在那个年月,一个荷包蛋就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啊!

     由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随着政治运动的越来越疯狂,身上插着“白旗”的耿玉卿无论怎么表现,还是被学校开除了学籍。继续求学的希望破灭了,忍辱含冤、委曲求全的日子也难以过下去了。这时,他想到了“逃跑”。妈妈理解儿子,变卖了家中最值钱的一件羊皮背心,换来了20元钱。他把这20元当做盘缠,踏上了“逃跑”之路。

     C. 像红柳那样求生存

       耿玉卿扒上了停在许南公路上的一辆大货车。货车开动了,他站在车厢里,看见王琦冒着车后面扬起的尘土追来,手里高举着他落下的那支钢笔。货车没有停,王琦的身影模糊在他的泪眼里。到了郑州,他登上了西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在听了三天四夜火车单调的“咣当、咣当”声后,耿玉卿到了乌鲁木齐。在那里,他意外地遇到一位早年闯荡大西北的老乡。说明了来意,老乡看到他风尘仆仆、憔悴不堪的样子,顿时勾起了同病相怜之情。老乡对他说,库尔勒的农二师文工团可能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他急于找到工作,便买了张汽车票向库尔勒奔去。一路上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戈壁滩,戈壁滩的沙包上,生长着一簇簇红柳,枝头上开满了深红色的小花。他凝视着红柳肃然起敬,暗暗许下誓愿,要像红柳那样在荒漠里走出一条生存之路。

       到了库尔勒,他找到了农二师文工团,先唱了一首歌曲《延安颂》,又用笛子吹奏了《喜相逢》《卖菜》两首曲子。文工团领导很满意,当时就决定收下他,还提前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42元。那些年,他尝够了被人扔到地上、还要跺上两脚的滋味,本属于年轻人的那份自尊也早已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就在那一天,他重新找回了自尊,同时,也重新估量了自己的价值。从此,他对艺术的兴趣更大了。每天早上,当人们还在被窝里做着甜蜜的美梦时,他就悄悄起床练功了。库尔勒是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早晚温差很大。有一句谚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那里气候的真实写照。他早上练功,有时练得手都冻麻了,冻紫了。他见什么学什么,只要是自己不会的,只要是艺术需要的,他都学。这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一直保持着。多少年后,他熟练掌握的很多乐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是在哪里学的,也弄不清是谁教会的。“耿玉卿出门时掂着个耙子,背着个篓子,见到有用的,能耙就耙,能搂就搂,不时地往筐里装新的东西。他是艺术上的有心人。”十分熟悉他的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铮如是说。

       过了不久,耿玉卿被提拔为农二师文工团乐队的副队长。因为那里支边的河南人多,河南戏曲有很大的市场,他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开始摸索戏曲艺术。通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农二师文工团的戏曲演出名声大振。此时,他非但不再为吃饭发愁,而且事业有了更好发展。因为农二师文工团经常到乌鲁木齐演出,使他在乌鲁木齐的演艺圈里也小有名气。乌鲁木齐的一个演出团体有意调他过去。农二师文工团怕他走,又是涨工资,又是提高待遇,竭力挽留。然而就在这时,学校的平反信寄去了。读着平反信,耿玉卿百感交集,泪如雨下。尽管他对那里恋恋不舍,但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将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信念,还是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他洒泪告别了库尔勒,回到了有爱也有恨的校园。


     D.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962年,耿玉卿终于大学毕业了。本来河南豫剧三团已经答应接收他到团里工作。谁知,当时的毕业生分配政策是面向基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被分配到方城县豫剧团。根据当时剧团的情况和需要,他不得不放下学了几年的西洋乐器,从事河南豫剧这一传统艺术。他来到乐队,开始学习“锣鼓经”“敲梆子”,一敲就敲了几个月。剧团领导要他给《樊梨花下山》作曲,同事们纷纷议论:“他一个毛头小伙子,没有一点豫剧作曲基础,肯定不行。”但等到他的作品出来后,大家一唱,又纷纷说:“到底是大学生,这个戏换个人都做不了这么好!”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耿玉卿在县剧团里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然而,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一天早上,他接到文化局的通知,说是省里的杨兰春老师想让他试着为《卖苗郎》谱曲。他抓住这个机会,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全身心投入曲谱的创作中,很快完成了任务。结果一炮打响,受到了著名戏曲音乐家王基笑老师的赞扬。因为有了那次成功的创作经历,杨兰春越发信任他了。不久,杨兰春又让他为豫剧《画眉京兆》搞唱腔设计。为了报答杨老师的知遇之恩,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结果这部剧获得省戏剧大赛音乐创作一等奖。

     1985年冬天,耿玉卿被郑州市戏曲研究所请到了郑州,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玲等人一起创作一出新戏《情断状元楼》。《情断状元楼》公演以后,观众普遍反映唱词美、唱腔好!至今20多年了,一直久唱不衰。

      创作完《情断状元楼》,耿玉卿被暂时安置在郑州市豫剧团舞台后面的一个道具室里,开始了新的创作。这个道具室放满杂物,只能容下一张床。深夜,耿玉卿常常被老鼠啃啮杂物的声音吵醒。由于老鼠太多,还引来了黄鼠狼。一次,他刚推开门,就看见一只黄鼠狼衔着一只死鸡,吓了一大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始终没有放慢创作的步伐。他针对王希玲的嗓音特点,扬长避短,为她量身定做了第一部独创作品《风流才子》。传统豫剧的唱腔特点是高亢、奔放,一泻千里,用这样的唱腔去表现剧中主人公唐伯虎这位江南才子多情、柔弱的性格,的确有很大的难度。他迎难而上,大胆创新,在曲子里加入大量的琵琶和笙的伴奏,突出体现南方丝竹管弦、小桥流水的特色。他和剧中饰演唐伯虎的王希玲一起切磋,一边写,一边唱,唱唱写写,写写唱唱,不厌其烦,精益求精,把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王希玲的唱腔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时乐濛看了演出,说:“这个剧可以和江南越剧媲美。”

       E.     柳絮飞时花满城

       从此,耿玉卿一发不可收,创作的热情和智慧一齐迸发出来了。世有千里马,不愁没伯乐。他被调到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创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时他并没有陶醉在一片赞扬声中,头脑反而更加清醒。他把眼光投向了更高更远处。他想,河南是个传统的戏曲大省,就拿豫剧来说吧,它是我国四大剧种之一,历史上虽然涌现出不少优秀剧目,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喜爱,但发展到今天,新的观众还会不断地提出新的需求,要保持豫剧的活力,就要在发扬其传统艺术特色的同时不断对其改造和创新。为此,耿玉卿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他大量吸取河南戏曲传统艺术的精华;另一方面,他又跳出传统的框框,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给予戏曲作品以新的含义。“现在,人们都说我的音乐创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有在大学学习的经历,有理论基础,并且了解西洋乐器,学过声乐,再加上有戏曲教学多年的经验,所以,我能兼收并蓄。”耿玉卿这样诠释自己的戏曲音乐唱腔设计理念。

       他还说:“大家都说我的音乐有‘表情’,一听就能听出人物的情感来,音乐形象鲜明,即使抠掉唱词,也能知道什么情境,什么特定的情绪。这就是我追求的效果。我认为,戏曲音乐除了要展示曲之美,还要让观众领略腔之妙,因此我很注重‘因人设腔’,注意充分调动演唱者本身的艺术潜能,使他们的艺术技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张扬。人们看戏,是为了看戏曲的程式美,是去听好的唱腔。因为戏曲给人的印象千篇一律,所以,很多人才不爱看。我就是要让戏曲唱腔表现出每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体现独一性,并且每句唱腔都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让原来喜爱戏曲的人不失望,依然喜爱;让本来不爱戏曲的人能爱上戏曲;让这一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戏曲工作者的努力下得以发展。”耿玉卿此言不虚,当人们或是打开广播电视,或是漫步公园河堤,或是走进戏曲茶楼,不经意间就会听到他的作品。他创作的很多唱段已逐渐成了“流行曲”,《风流才子》《香魂女》《情断状元楼》等剧中的一些唱段还成了艺术学校戏曲班的唱腔课教材。

       如今,耿玉卿已成为著名的戏曲音乐家,他创作的戏曲、电影、戏曲电视剧、戏歌达百部(首)之多,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河南省7个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的作品中,耿玉卿担任作曲的就有5个。他与其他作曲家合作创腔的豫剧《香魂女》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1999年《香魂女》《老子、儿子、弦子》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省内奖项之多,更是不可胜数。和他合作的刘晓燕、阎永江、汪荃珍、方素珍、徐俊霞、郭英丽等青年演员均得了“梅花奖”,被人们誉称为“六朵梅花”。2002年10月,郑州市人民政府破例为他举办了《耿玉卿戏曲音乐作品演唱会》和《耿玉卿戏曲音乐作品研讨会》。

      “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在于人们错过了什么。”这是耿玉卿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感叹。是啊,他踏着苦难一路走来,如今苦尽甘来,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坦途,他还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此文摘自新浪lihuanxia74的博客(2009-09-10 09:53:29)  转载标签:文化 

 

                 

                    艺术家的冷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