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偶然碰上了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时的一个朋友。他问我，你的专栏为什么那么让人郁闷啊？我一开始否认他的指责，直到他指出我最近还出版了一本书，名字满是末日将近的味道——《零和的未来》(Zero-Sum Future)。

　　所以我不再否认，而是开始解释。我争辩道，西方世界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欧洲深陷的债务危机，已经到了威胁欧洲单一货币的未来、乃至欧盟社会稳定的地步。美国无法控制财政赤字，还必须要与孩子气的政治冲突和一种真切的国家衰落感作斗争。

　　对于亚洲日益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确仍有很多理由可以乐观。然而政治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正在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公开地对抗。因此，要想为重大国际问题找到合作的解决方案越来越难，从气候变化到失败的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失衡都是如此。

　　可是我越阐述自己的观点，就越觉得不安。可能我所有短期的消极情绪都没有说到点上。或许真正的大趋势仍然不可阻挡地指向上方——指向一个未来更加繁荣、更加和平的人类社会？

　　这是我另一位在《经济学人》的前同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观点，他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乐观信条更为忠实。里德利最近写了一本不错的书名叫《理性乐观主义者》(The Rational Optimist)。对他而言，技术变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通讯改善、贸易增长，使得全球不断增加的人口生活标准日益提高，寿命更长、生活更富足。虽然有时会发生战争和饥荒，但长期趋势是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普通墨西哥人今天的寿命已经超过了1955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

　　这种不可阻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市场经济所推动的技术革新。正如里德利所写，即使在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中，“在某个地方总有某个人正在修正一款软件、试验一种新材料或者调节某个基因，这都能让你我未来的生活更轻松。”

　　对于气候变化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说法，里德利持怀疑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技术进步经常会嘲弄悲观主义者。18世纪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有过一个著名的预测，他认为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所以将会出现大饥荒。但他没能料到农业革命能如此大规模地提高粮食产量。里德利称，马尔萨斯的后人们反复地犯相同的错误：“一个常见的毛病是，预测未来时假定不会出现技术变革，因此得出未来很严酷的结论。”

　　阅读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文章时，我突然意识到，即使是那些对技术感兴趣的政治作家对未来也经常很消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可算不上乐天派。在其作品《一九八四》中，他预测了一个现代科技被用来束缚个人的世界——“老大哥在看着你”。然而到了2011年，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发明正在赋予个人力量，威胁着独裁者——就像技术乐观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

　　技术的力量能够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既是对过去的一种经验性观察，也是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想法。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能够像过去一样把我们从今天的问题中拯救出来，虽然他们说不清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比尔•盖茨(Bill Gates)可能是我遇到的最纯粹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对于世界在诸多问题（如粮食供应和气候变化）上所面临的科学挑战的复杂性有深入的了解，但同时也深信这些问题假以时日都能解决。

　　一次有人给我讲了盖茨的一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似乎还是能反映他的想法。这位微软(Microsoft)创始人正在对20世纪中人类取得的进步高唱赞歌之时，有人反驳说：“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据说盖茨短暂停顿之后回答：“当然也过一些杂音。”

　　对于真正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世界大战只是一段杂音。里德利写道，“从1875到1925年间的半个世纪中，虽然欧洲生活标准飙升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但知识分子还是沉浸在衰退、堕落和灾难近在眼前的忧虑之中。”他引述了很多有趣的事例，让这些悲观主义者看起来似乎有些可笑。然而如果你还记得1875年至192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年代，大萧条也近在眼前，那么就会明白这些愚蠢的老知识分子们的确想对了一些事。

　　对于《经济学人》一定会冠以“悲观贩子”甚至更难听的“末日预言家”的罪名，我想这就是我的回应。这完全取决于你以什么样的时间跨度看待问题，以及你是对政治忧心忡忡还是对技术充满热情。长远来看，我认为马特•里德利和比尔•盖茨等技术乐观主义者终究会是正确的，世界会变得更富裕、更和平、更繁荣。我只是认为进步的路上会遇到一些严重的“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