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大师大讲堂第一期王蒙先生的讲座“关于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我错过了，但没有错过5月13日第二期大师大讲堂。第二期社科大师大讲堂请来了李学勤先生，在两个小时的讲座过程中，他以“发现•理论•眼界”为题，给广大师生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感受和治学的方法。

关于李学勤先生，起先我并不了解，经过介绍和百度，才算有了感性认识，不过，在听完两个小时的讲座后，对先生态度之谦逊、治学之严谨、眼界之开阔、关爱后辈之亲切印象深刻。

先来看看李先生的简介和对他的评价。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是从金岳霖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人们经常这样介绍，百度百科亦是如此。）他的职务有：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其他不谈，光看其一长串职务就让人欣羡不已，可要知道这应该不是全部的曾任或现任职务。在看看其治学历程和成果及现今的评价，更让人钦佩。

33年出生，年近80岁，但他精神很好，声音底气十足，可能因为天气多沙尘的缘故在讲话中间略有咳嗽，但这并不妨碍对他精神炯烁、眼睛放光，一看就像是一位大师或者学者的评价。更让人尊敬的是，他态度之谦逊，谦虚诚恳而不卑微屈膝。人们经常赞叹和鼓励大无畏精神，作为一个人应该有勇气和胆识，但是更要学会谦虚、谨慎。他是这样一个人。在研院党委副书记黄晓勇5分钟的介绍中，听讲者了解其学术成就和现任职务后，曾有两次热烈的掌声，每一次掌声响起，他都起身鞠躬。在这之后，又再一次声明自己学问有限，如果有讲错或者讲的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教，然后再次鞠躬才开始正题。作为一位学者，他深深敬佩者自己的老师和老一辈学者，讲座中每提起如王国维等老一辈学者，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又是不妄自菲薄，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切适中肯，提到治学经验和感受，又会冠以“我个人认为”（潜台词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位同学或者不一定正确），谦虚谨慎、治学严谨而又不卑微的情态让人感觉亲切备至。不像有些所谓的专家，讲话中有“我敢说”、“我断言”“我确信”之类的话有些让人反感。

关于该讲的主题“发现•理论•眼界”，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我想在座的听讲者亦会有同感。李先生以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为背景谈起。李先生指出，在王国维少有的演讲中，这一篇很是重要。王国维指出“自古以来，新学问之创立大多由于新发现”，李先生以此为开端，举例说明发现在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孔壁中经”、“汲冢竹书”、“赵宋古器”的发现对先秦文化（汉以前的古书如《尚书》、《礼记》等的研究）、战国研究和赵宋器物研究等有重大意义，影响直到今天，而当时的四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域木简”、“敦煌卷子”、“内阁大库档案”亦是如此，有的形成了新的学科门类，如甲骨文学，敦煌学等，影响深远。李先生说，发现即是机遇，当今是一个“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发现大时代”，新的发现往往带来创新，而创新是进步的不竭动力。要善于利用发现、寻找发现。但李先生同时指出机遇有时不可强求，作为青年学生应该为发现准备着，以便加入潮流、引领潮流。同时鼓励大家应该有胆识和勇气。他举了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例子，该人自称有 “十分学识、十分才干、二十分胆识”。

关于理论，李先生指出，新发现总是有限的，人们只能无限接近或者趋向客观真理而不能完全达到。因此，应该总结发现、提升到理论层面，同时，治学应该有理论的指导（应该有指导思想），才能上升到一定高度。“理论要提出、要修正、要提高”。最后李先生谈到眼界问题。我们都知道站得高才能看的远，眼界宽，理论深才能出好东西。关于眼界，他谈到了自己的感受。说自己在美国教书期间，在书房里（这个基金会提供的书房有个特殊的规定，即凡是在这里讲学用这个书房的学者必须留下自己的一本著作）他对书架上的书产生了好奇，“看看美国的前沿科学在关注什么？”他发现现在他们在关注认知科学。他提到当时在美国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出了一本集子，展望了20世纪世界科学发展趋势，即向文艺复兴时的趋势回归。文艺复兴时期的趋势即是综合的完整的科学趋势。接着他便谈到学科分的越来越细是好事吗？它也有副作用。凡是大的课题如“两弹一星”、“大飞机”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都是多学科、多领域的聚合。当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在某一个大的领域成为集大成者。

最后，当然是提问。我本想提问关于“曹操墓”的问题，可一直没挨上，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