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东江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留下的借据。立字据“打出江山来算账”多年过去了，依旧不知如何兑现。
事情说是在1947年8月，广东东江游击队向博罗县公庄镇地主黄观荣借了两支步枪一支手枪，250颗子弹，还有1000多斤粮食和两头猪。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给黄家写了张借据，并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
60多年来，这张借据一直保存完好。34年来，黄家人一直想办法兑现这张游击队写下的借据，却至今无果。
今年黄观荣的曾孙黄苏强将借据发到网上求助，他说，现在他们家境贫困，当年给游击队送枪送粮的爷爷体弱多病，希望凭借这张借据，政府能够对他们有所补偿。
游击队长的借条，不能兑现是谁的耻辱？
《南方都市报》一篇配照片的新闻被广泛转发，事情经过罕见。
60多年来这张收据一直保存完好。1977年黄家人向惠州博罗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但县民政局以“现在县里没钱支付”为由不了了之；2009年黄家再次找到县民政局，县民政局以“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为由将他们挡了回来；2011年又有老游击队员出来作证，还不行。
无可奈何这后，黄观荣的曾孙，将借据发到网上求助，他在网上诉说，现在家境贫困，当年给游击队送枪送粮的爷爷，体弱多病，希望凭借这张借据，政府能够对他们有所补偿。
惠州博罗县民政局表示，国家没有相关政策他们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针对黄海洋的家庭情况进行困难救助。
当地律师认为，从民事诉讼法来说，只保障权利人20年的权益，所以打官司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既然有借据，当年他们家对革命也有贡献，按情理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偿。
可是，待到革命成功后，却基本上没有人能在手上保存当年借条。算有人保存，能有胆子当真拿出来催党和政府还款吗？
偏偏在60多年后，当年地主黄观荣，不仅将借据欠条保存完好，而且招来人证，真得敢站出来说要政府还钱。这时，我们基层的政府官员却傻眼了，不知如何应对。
借钱还钱、欠账还账，世上总要讲个理
革命成功，我们总不能变成翻脸不认账。自古到今，不管即哪个朝代，借钱还钱，欠帐还帐，是公理啊！假若，以现在的民事诉讼法说理，只保障权利人20年的权益。这样的道理，在世上能讲得通吗？
做人讲公道，社会讲公理。人心明白得很，公道自在人心。
同样的事情，我们政府真想办，有的是100个1000个理由；要是真的不想办，我们政府同样有的是100个1000个理由。显而易见，惠州博罗县当地政府，是不太想办发了这件事的，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办不了的理由来。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还债”佳话本身就是榜样
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筹集旅费，曾向他的同乡章士钊求助；章士钊向上海工商业家募捐到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用于赴法勤工俭学和湖南的革命活动。打下江山后，1961年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毛主席还债故事传为佳话，这还“空口无凭”呢，如今惠州博罗县的“收据”，确确实实是白纸黑字俱在，当地政府为何就不能再创造美谈呢？
博罗方面，不仅要兑现那张收据，而且应当按照借条上所列项目，以今天的价值来折算兑现，千万别打折扣。因为我们博罗的确是应具备偿还能力和条件。
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为证：惠州的居民幸福感，现在已位居全省第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主办的“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惠州进入排名第八。博罗是隶属于惠州，难道能说不想还钱吗？
最后建议：
一是，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上门还款。要带上一笔拿得出手的钱，把帐算好，说词想好，态度谦恭，体现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千万不要说“困难补助”之类混账话，就明明白白说，来还60多年前的借款，兑现党和政府当前的承诺。
二是，广泛报道感谢当年人民支持。通过当地党组织和政府领导，代表执政党和政府向老人当年的义举，表示深挚的感谢。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还债故事"佳话,这样一个典故。很多电影里都宣传过这一段，当地政府有否 想想这是为什么？
三是，兑现还款后要收藏珍贵文物。这张收据，不妨作为革命文物，由当地文博单位收藏起来。这样的借条，全国虽然不少，但是在博罗可能仅限此一张吧，非常珍贵的。
如果地方政府一再推诿，太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我们老百姓背后不会骂博罗县民政局，最终会骂谁，天下皆知！
当年政治处主任：
游击队借据是真的 应偿还债主后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凤凰网 网址：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8/18/8499906_0.shtml
《游击队打的借条还能兑现吗》追踪
解放前地主借枪借粮给游击队支持革命，这个是有贡献的，现在应该对他们有困难的后人进行照顾和救助。
———原东三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陈光
南都讯记者杨振华南都16日报道1947年东江游击队曾向博罗地主黄观荣借粮借枪，并留下一张收据。不少读者质疑收据的真实性，认为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简体字，也不用公元纪年。昨天，有专家表示，简体字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收据中出现的简体字在古代就有了，因此不能以此来质疑收据的真假。
专家：简体字古已有之
在当年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留下的借据中，有“据”、“荣”、“汉”、“条”等简体字，还出现了公元纪年，不少读者致电本报提出疑问，认为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简体字，简体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因此质疑借据是伪造的。
对此，记者昨日采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泽生，他表示，简体字由来已久，甲骨文中许多字就有简体和繁体，现在的简体字，有些来源很早，比如“礼”、“弃”等皆源于战国时代的简体写法“据”和“據”原为不同的两个字，但因读音相近，故可通用。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把“据”作为“據”的简体字。“榮”字头写作“艹”汉代就有“荣”字的简化写法最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汉”来源于汉代的草书写法，可以说汉代就出现，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中收入简体“汉”字。“条”作为“條”的简体最早见于元代刊行的《古今杂剧三十种》，民国政府1932年颁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颁布的《简体字表》都收入“条”字。关于纪年，民国时期多用民国纪年，但公元纪年也不是完全不用。
杨泽生教授还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共产党员喜欢说白话，写简体字，借此与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因此，不能单凭是否简体字来判定借据真伪，要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去鉴定。
老兵：认定借据是真的
记者昨日联系上了当年同在东江游击队的刘彪，他如今离休住在广州林和干休所。刘彪1927年出生于惠阳淡水，1941年参加曾生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东江第三支队独立第一营营长、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三团三营营长。建国后调任珠江军分区水上大队长，1969年任梅县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提升为正师职，后经组织批准离休。
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是东江游击队东三支队猛虎大队大队长，与李汉辉、黄达超都是一个队伍的，黄达超是白虎大队，李汉辉是黄虎大队，所以也认识他们。当年游击队条件确实艰苦，所以有过向地主富农借粮借枪的历史。对于李汉辉借黄观荣的粮枪和写的借据，他就不太清楚了。他也听说李汉辉后来去东莞工作了，多年前李汉辉就去世了，一直没有联系。
今年82岁的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离休干部曹直，看到南都周二的报道后，也致电南都称其当时就是该部队的人，该部队1949年后全称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下属第一团，所以应该简称东三支队，而不是东山支队(南都此前报道为东山支队)。他也承认当年确实有借地主粮食枪支弹药的事情，现在既然有借据存在，就应该偿还。
他向记者介绍了仍健在的原东三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陈光。85岁的陈光表示，他认识李汉辉，看了南都的借据照片，认定是真的，不会作假。当年他们向群众借了不少粮食等物资，也都写了借据。
为什么后来没将借据兑现呢？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没收了地主的田地、粮食和枪支弹药，地主受批斗，谁还敢拿借据去找政府兑现呢，那要被说成是反攻倒算的。当时写借据的干部也不敢提出此事，那就会被批成是立场有问题，帮地主说话。
陈光说，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借枪借粮给游击队支持革命，这个是有贡献的，现在应该对他们有困难的后人进行照顾和救助。当然，如果照借据上的来算账，照价补偿的话，也不可能，应该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助。
争议
是没收地主财产？
罗澄清(老地下党员)
罗澄清新中国成立前在江西苏区工作，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解放军一贯坚持的政策，其中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偿”的规定。从游击队员到解放军战士的数十年从军生涯中，其亲眼看到许多老乡拿着以前发行的公债券到中央苏区兑换，随到随兑的，利息从发行时计算到兑现时。其认为借给东江游击队的枪支弹药，也要折价兑现给黄观荣。
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不是借条是没收证明
张小文(东江纵队后代)
这并不是一张借条，而是一张收据。实际上它应该是对当时地主财产没收后的一张收据。1947年底博罗地区建立起东江纵队江北支队一团，队伍达到700多人，部队急需粮食弹药武器。当时除了靠打仗获得敌人武器外，收缴当地土匪、地主武装也是重要的来源。事隔六十多年后，一个地主的后代拿着当年的一张没收财产的收据认为就是借条，公然要共产党的政府来偿还，我们的政府需要这样做吗？
南方日报：游击队打的借条当然要兑现
惠州博罗县曝出了一张60多年前游击队开出的“收据”，直行，繁体，上面写着：“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洞黄观荣七九步枪两条子弹弍百粒，手枪壹条，子弹五十粒，稻谷壹千多觔，生猪两条。此致 (打出江山来算账) 经收人中队长李汉辉 四七 八月。”虽然收据的文理不大通顺，标点时有时无，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内容的理解：这是一张借条，李汉辉借黄观荣。消息告诉了我们当事人的身份，前者当时是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的一个中队长，后者当时是家道虽然中落但还可以靠收租生活的殷实人家。
60多年来，黄家人一直将这张收据完好地保存着，他们曾经两次找机会兑现，很遗憾，至今无果。当年有当年的说法，后来有后来的理由。1977年，博罗县民政局给出的说法是：“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2009年，他们给出的理由则是：“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民政局的“临时工”，因为明摆着就是胡搅蛮缠，存心赖账。瞧，双方当事人健在的时候，没钱；不在了，又死无对证。不光笔者，想必所有的“围观者”都会感到愤愤不平。在这个问题上，我尤其不赞成某个律师的说法，所谓这事发生在解放前，中国现在的很多法律都是解放后才制定的，包括合同法也是1999年才出台的，从法律角度来说，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照这样的逻辑，1999年以前的“合同”、“借据”之类可以概不算数了，活人当真要让尿给憋死。在我这个法盲看来，游击队支队长在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下开出的这纸“收据”，正具有合同的效力！
如何解决这张60多年前的借条，笔者在这里越俎代庖一回。就以博罗县民政局为主要当事方吧，工作可以分两步来做：第一，缜密鉴定收据是不是真的，PS了没有，历史不能也不会因为直接当事人的离世而变得“虚无”；第二，收据真实的话，立刻兑现，没什么二话可讲。在不断强调诚信的当下，连这个简单问题的实质都理解不了吗？逻辑上推断，借条绝对假不了。假的话，早就被拒绝了，堂而皇之地拒绝了。承诺“打出江山来算账”，那么，在60年前就应当兑现，尽管不兑现是前面的人所为，今天的接手者也应当感到惭愧才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成就，“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黄观荣显见是具体化了的“人民”，他的借枪、借粮之举，至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筹集旅费，曾向他的同乡章士钊求助；章士钊向上海工商业家募捐到两万元，交给了毛泽东。“打出江山”后，毛泽东的“还债”故事传为佳话，那还“空口无凭”呢，如今的“收据”白纸黑字俱在，如何就不能成为美谈？
照我看来，博罗方面不仅要兑现那张收据，而且还应当按照借条上所列项目在今天的价值来兑现，别打折扣。博罗应该具备相应的条件了。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说，惠州的居民幸福感已经位居全省第一了；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主办的“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惠州也已经排名第八了。博罗不是隶属于惠州吗？最后想建议，兑现之后，这张收据不妨作为革命文物由当地文博单位收藏起来。这样的借条全国不少，但博罗只这一张吧，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