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经济分析”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他开辟了诸多学科的先河，奠定了诸多学科的基础。就经济学而言，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他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敬仰。在价值、产权及经济伦理等领域，亚里士多德的先行研究成为后继者研究的源流。在价值及产权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及其影响构成了一个明确的谱系。不过，对亚里士多德 “经济分析”所达到的水平或者高度，思想家们却有着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评价。

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指的是专门研究古希腊经典的学者）芬利在其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亚里士多德”词条中，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分析”所达到的高度给予了很低的评价，他说，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分析，与经济分析的距离相当遥远。“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没有什么经济分析。”“经济分析”应该是为经济范畴或者经济现象提供某种逻辑论证，同简单的有关经济活动或者经济问题的评说或论断相比，在认识上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它有可能还涉及到独立的方法或思维模式。在亚里士多德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抽象和分析，比如讨论交换公平时涉及到的对价值问题的思考。说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经济分析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这种判断对经济分析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要求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具备现代经济学时代的弗里德曼所主张的那种“实证分析”，既不公平也不现实。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亚里士多德“经济分析”的高度的评价则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他说，亚里士多德是“经济分析”的起点，“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家，不仅非常注意所用的概念，而且他还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理论工具，也即是一套相互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这是他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熊彼特对历史的评价有时候并不公允。他总是给那些对经济分析的进步作出贡献的思想家以很高的评价，而对那些综合性的贡献者则评价很低。比如，对于以综合见长的斯密和小穆勒，熊彼特就很不屑，而对在方法论或者分析上有所贡献的亚里士多德、配第、坎蒂隆等则大加赞赏——他甚至说坎蒂隆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分析而言超出了斯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到熊彼特的褒扬，原因在于他讨论价值问题时体现出来的抽象和分析能力。但这种评价确实是过高了，高到了夸张而不切实际的地步。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已经为经济分析抽象出一系列概念，并找到了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那么，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可事实是，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思想家2000多年的努力。实际上，熊彼特以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达到的分析水平，到了斯密才达到。

实事求是地说，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的评价才是比较公允的。他说：“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贡献并未构成一个紧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并且没有用整合的原理联系起来。再者，他的思想尽管总是深奥的，有时却缺乏一致性。”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对经济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著述。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经济活动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专门研究产生的程度。亚里士多德是在研究政治、哲学或者伦理问题时涉及到经济问题的，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只能是分散而零碎的，他既没有抽象出一系列的概念，也没有锻造出独立的工具和方法，至于紧密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而且，现实的不发展必然导致理论的不成熟，亚里士多德不仅未能建立起独立的体系，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有时候还显示出矛盾和冲突。比如，对于价值问题，他的判断就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而且，由于他在探讨某些经济问题方面闪现出来的“天才的光芒”，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仍然是伟大而深远的。

对前人的贡献表达敬意是后学者应有的态度。实际上，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的价值也体现在对前人的尊崇之上。如果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努力也才是值得的。但是，过高的评价同过低评价一样是不恰当的，至少是可能有违科学精神。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脱离时代的天才洞见仅仅具有偶然的性质，而且对学科的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学科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及知识积累的结果，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经济思想才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社会经济还处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人们对经济活动的思考或分析也只能处在于此相适应的水平。要求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思想家对商品经济及市场活动的分析达到相当的高度，显然脱离实际。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分析发展的贡献值得肯定，但过分拔高同过分贬低一样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