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挤兑莫言看“公知”们的毛病

我说莫言的表现让三类人感到失望，在网上引起热评，今天看了朱大可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类人更对莫言失望，那就是“公知”们。他们的失望不在于莫言的低调真实的做派，而是指责他“怯懦”，没有“担当”精神。我觉得这种指责固然显得大义凛然，然而却很不厚道。直接了当地说，我认为当下的“公知”们没有资格这样挤兑莫言。

一些“公知”们指责莫言，无非是说他没有“批评现实”。“批评现实”当然是一种担当的表现，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仅仅就是对当下的现实作现实的评判，如同我们这些时评写手、电视名嘴或某些“御用专家”一样，那未免太狭窄了。莫言作为一位作家，他在自己专业范围内用文学的方式对大历史大现实所进行的批判是何等深刻，而且已经得到世界上众多读者的惊叹和专家学者的认可。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的致辞突出强调了莫言小说的批判精神，虽然这是用他们的视角看问题，但也充分说明莫言“批评现实”的力度。我想请所有指责莫言的“公知”们读读这篇致辞、读读莫言的小说，难道你们不感到惭愧吗？可以说，莫言的批判和担当比我们某些“意见领袖”的哗众之词和专家学者的“跨界发言”不知要强烈多少倍，你们有什么资格挤兑他呢？

说到“跨界发言”，这正是一些“公知”们指责莫言的夺理强词。莫言在瑞典接受媒体采访中，也确实几次遇到强迫他“批评现实”的攻势，比如关于书报检查、关于“政治”，但莫言既不规避，也绝不落入预设的圈套，誓言打死他也不说。无论莫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符合“公知”们的意愿，但这种强迫一个作家“跨界发言”本身就是很不厚道的。“公知”可以“跨界发言”，但“跨界发言”绝不是公知的绝对范儿。对于那些从事公众社会服务的公知，比如我们这些媒体人、新闻人、时评人，本来就是代言人，一般不存在“跨界”的问题，但对于那些从事某种固定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有把握的发言恐怕还是界内。如果他们都热衷于“跨界发言”，甚至拿“担当”的大义来强迫他们“跨界发言”，这实际上是对“大义”不负责任，而且很可能因为他们专业头衔的影响力而危害“大义”。如果是想借“担当”来把莫言当枪使，那就更显出某些“公知”的不义。当然，我不能以小人之心来猜度挤兑莫言的“公知”们。

一些“公知”指责莫言，甚至还认为他“怯懦”，这更是令我哑然失笑。莫言自己早就说过，他在写作上胆大包天，但在生活中却是个怯懦的人。如果他生性怯懦，那就是即便站在诺奖台上也改不了的，因为这是生活养成的。对于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我们也该同病相怜。如果就社会担当而言，老实说，中国的公知也好，文化人也好，包括我这个专事骂人的时评者，最好不要“自己长痔疮笑话别人的屁股臭”。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赞成朱大可先生的观点的，还是多反省自己。在我们整体民族品性、文化素质、文明环境还没有进一步改观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莫言一个人包打天下呢？莫言至少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堪称当代英雄了，而许多“公知”却被网民视为“母知”，你们有什么资格挤兑莫言呢？

我还是要重申说过的观点，莫言的表现够可以了，和某些“公知”们比较起来他就更可以了。莫言已经光荣领奖即将回国，让我们用鲜花和掌声欢迎他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