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转型”，是指一国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突破一万美元之后，必然面临一个经济规模转型的过程。转得好、转得顺，那么该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否则，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倒退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
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家都属于拉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最突出的案例，就是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风雨飘摇，非但没有一个国家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反而是经济更加受制于人。今天，当我们冷静并理性地回顾与分析拉美经济转型的前因后果，乃至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那么，对“经济转型”的认识理解，或将发现，原来那是国际金融寡头们制造的一个伪命题。其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非常隐蔽地误导他国经济思路和发展战略，随之自然而然地制造经济金融风浪，并借以所谓民主的方式促使其社会混乱，从而疯狂掠夺其财富，并令其永远无法翻身，进而持之以恒地进行再剥削再压榨。
拉美国家自200年前独立后，其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第一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第二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第三阶段。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第四阶段。
拉美国家独立初期出现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其本质是殖民地时期国际分工体系必然的被动结果。初级产品出口，其实质就是产业链低端国家，以代加工的劳务输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就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利用关税、优惠汇率、低息贷款、税收激励、管制和国有化等政策，依靠国家力量在高度保护下发展民族工业。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拉美经济实现了长达30年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所谓的拉美“发展奇迹”。1950～1980年期间，按照1970年市场价格计算，拉美地区平均经济增长5.4%，工业产值增长6.7%，人均GDP年均增长2.7%，人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7%。然而，由于受到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拉美工业化进程放缓，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
显然，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进行的产业升级，是以巨额贷款而进行的。可是，殖民地国家对其产品无法消费（人口多、劳动力过剩、工资低），进而只好低价外销殖民主义国家。随之而来，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内需不足也抑制了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了债务危机，并引起了经济的持续衰退，以致80年代成为“失去的10年”。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发展”政策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成为债务危机前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并成为9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90年代拉美经济从持续衰退中的恢复性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水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龙舌兰效应”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桑巴效应”加剧了拉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机的滞后效应和扩散使得拉美恢复性增长放缓。由于拉美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诸如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拉美经济依然脆弱，受到外部的冲击越来越大。
拉美国家经济转型一个个地失败，究其原因，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其致命点，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尽管200年前获得独立，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几乎都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力量。第二，他们没有建立起主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独立的金融主导地位。第三，其经济发展，总是以低附加值方面的加工产业为主。第三，没有构建立起自己的装备工业体系，也没有来得及建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要建立）自己的支柱产业，特别是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具有综合规模的工业化产业体系。第四，忽略了本土农业之国民经济基础，遭遇了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业技术之隐形战役，国民生存基础从而被一举横扫。
比较百年来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二者之所以能够进入发达国家体系，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两个国家从本质上学习西方，始终坚持自己的国防力量，维护自己的金融主体地位，坚守自己的农业基础，发展自己的装备工业体系，从产业链始端到终端，全过程掌控。同时，坚持科技创新，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转型”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理论，特别是以拉美国家中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可是，当我们深刻反思并发现拉美经济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巧妙运作手段的全方位的釜底抽薪式的围剿，那么，就不难得出“经济转型”原来是个伪命题的结论。不仅如此，人们进而能够更清楚地发现，所谓“经济转型”，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陷阱，一旦迷惑其中，必败无疑。
综上所述，总结反思所谓的“经济转型”规律，特别是以拉美为代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教训和代价，目的在于提示人们，务必要从思想观念上，彻底突破 “经济转型”的理论束缚，从而跳出西方金融寡头们精心策划的陷阱，进一步巩固自己坚强的政治核心、军事国防、金融长城、装备工业、生命农业，避免特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合理分配社会劳动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扼制腐败，警惕民主被人利用，防止颜色革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来，拉美经济转型的种种怪圈，才不会在中国大地发生。中国经济因此才能够始终保持较好并持续的发展趋势，随之而来，骄傲并稳步地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于中国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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