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真事真话真情（之二）
——男儿也有泪：帅哥百日暨乡镇六年祭
袁 林
2003年4月30日，时任竹山县委书记的贺兴国到官渡检查工作，5月1日离开官渡回十堰，第二天在太和医院检查出喷门癌晚期，从此就再也没能回到竹山。
在贺书记住院期间，我和帅哥多次去看望他。有一次，贺书记当着我们俩人的面，流着眼泪说：“我最后悔的是当初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能让我恢复健康，就算让我当叫花子我也愿意！你们可要记住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是真的！如果失去了健康，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帅哥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却的确是感到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回家后，经过反复思考，我做出了影响我一生的二个决定：一是拿出自己半年的工资5000元，为自己买了一套雅戈尔的西服和一双一千多元的正宗梦特娇皮鞋。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我也穿过“高档”衣服和皮鞋，其实都是我自己花几十元顶多几百元买的水货。身上和脚上还从来没有穿过一千元以上的衣服和鞋子。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是也遭遇个意外，一命呜呼了，那可就太不划算了。因此从现在开始，该享受的要享受。
第二个决定就是要求回县直去，坚决不在乡镇干了。我当时提的要求是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单位当个工会主席就行了。为此还专门请人帮我在领导面前说情。
请人说情不当领导，这在竹山的干部史上也可能是第一个，而且随后不久，我又是竹山在职正职领导里第一个主动要求改非的。由此可以看出，我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二杆子”！
2003年年底，也是要放年假了，也是大家都听说开年后帅书记要进县直，各镇直机关都借年终总结会和团年之际接镇领导班子成员吃饭。
那一段时间帅哥的心情非常好，每天我们都喝得晕晕乎乎地，晚上俩人就坐在院子里闲聊。
每次他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我交代一些事情，说哪些工作要这样做、哪些事情要那样处理。我每次都装着认真地听着，甚至还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哪些女同志要我帮他照顾。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我给你说的是正经事，不是给你开玩笑地”。他那正宗地柳林腔和正儿八经地样子，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那天晚上我们在财政所吃饭回来，坐在那儿喝茶、闲聊，他又如此这般地给我“办交代”。我忍不住对他说了实话。我说：“帅哥，那些事恐怕还是会你自己把他负责到底，开年了说不定是我进城，你还会继续留下来。”他猛然睁大了眼睛说：“真的呀？！你说的是当真的呀？！”
看到他那种因为惊诧而显得有些滑稽的样子，我强忍住笑说：“真的，我不骗你。”
谁知他见我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顿时就哭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咋回事儿。他边哭边说：“你娃子要不得啵，你让老哥子今后怎么做人呢？”
他的话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问他：“我自己要求回城，怎么让你难做人呢？”
他说：“我们俩从梁家开始搭班子，我从梁家走时你没能当上书记，我从深河走时，给我搭班子的乡长也没能当上书记，我二翻身又到官渡和你搭班子，这在当干部里面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这回我多次找D书记要求，把我安排进城，把你留下来当书记。D书记都已经答应我了的啊，怎么能说变就变了？我心里还在说，我总算扶了一个搭班子的起来当书记了。你这一闪板（竹山方言，“突然变卦”的意思）。知道的会说是你自己要求的，不知道的都会说是我老帅不过人、光踩人——看跟他搭班子的没有一个能起来当书记的。再啷莫说又有哪个相信是你自己不愿意当书记的啥？！你让我今后怎么做人呢？你这不是害我吗？”
他的这套说法让我目瞪口呆，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因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而为我流泪，我当时也只能无语凝噎！
2004年2月12日，组织上正式通知我回县直工作。2月16日我到新单位报道，他硬要亲自把我送到新单位。
中午在神农宾馆吃饭。他开始只是默默地喝酒，当我敬他酒时。他却突然说：“你娃子咋要得啵，把老哥子一个人甩在乡下，自己跑到城里享清福”，说着说着他又哭了起来， 我感到一种浓浓的情谊充盈了我的胸臆，我顿时也泪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俩个大男人，因为友情而流泪。
我们的失态，把当时送我上任的县委领导W副书记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回去向D书记汇报，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对这次安排不满，有情绪。D书记后来把我叫去问情况。我说那儿是不满有情绪啊？我们只是在一起共事共出感情了，有点儿难舍难分而已。D书记大为感慨地说：“一般乡镇二个一把手之间多少都有点儿矛矛盾盾地，向你们这样难舍难分地真还少见。难得！难得！”
在帅哥的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工作扎实，办事认真，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头脑灵活，敢想敢干，待人诚恳。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
同时在工作之余，他又非常风趣幽默，我们一起创作了很多幽默的段子，虽然大多有些黄、有些庸俗，但仍不乏智慧和才华的亮点，常常令来访的领导和客人开怀大笑，甚至喷饭，为工作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在他的带领下，梁家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梁家的领导班子也成为当时乡镇最团结和最有战斗力的班子之一。尽管那时候条件艰苦、物质贫乏，但我们的精神却十分充实。那段日子，至今还让人怀念。
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经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因为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震动中央，中央七常委动情批复，他本人也高票当选《南方周未》年度十大人物。
其实，身为农村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并没有在书中反映出农村干部的艰苦危难。如果换一个参照系数，在国家政权基础——公务员系列中比较的话，我也要套用他的话说一句：“农村干部真苦，农村干部真造孽（“造孽”：竹山方言“可怜”的意思）”!
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当农村人平纯收入只有600多元的情况下，却要负担农业税、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屠宰税、三提留、五统筹、教育普九达标集资、计划生育等各种税费和年人平60个劳动日以上的公用工、义务工，人年平均负担达到430元以上，农民基本上是入不敷出。
这些工作，都落到乡镇干部的头上，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而每一项工作都是以损害农民利益为基础，直接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冲突。因此，乡镇干部形象地被称为：“要钱、要命、要劳力的‘三要干部’”，干群关系极为紧张，农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也非常大。
且不说在农村乡镇政府里的一般干部，就是我和帅哥这样常常被别人讥为“土皇帝”的一把手，在乡镇也经历过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和生与死的考验：
1999年10月27日，梁家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0.27周康林灭门杀人案”（事后才知道，这一天正是帅哥36岁生日）。天池垭村二组村民周康林将邻居刘成林一家老少三代、男女六人杀害，造成五死一重伤的灭门惨案，惊动了公安部。
事发那天早上，我正和梁家乡派出所所长余先斌一起从县城开着派出所的破吉普车到十堰出差。
当时我们还没有手机，只有余先斌有个寻呼机，但沿路信号不好，乡上一直联系不上我们。
中午时分，我们进入到十堰市区，在柳林宾馆正准备登记房间才收到信号，才知道发生了惊天大案。
我们连忙往回赶。
那天晚上，不仅夜黑如墨，而且很多地方浓雾弥漫，能见度基本为零，需要我下车在前面探路才敢开。等从十堰赶回梁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从那一天开始到11月3日晚上把周康林抓获，整整七天七夜，我白天要带领干部群众搜山，晚上要到各个山隘、路口检查布哨情况——哨卡一般都是由乡干部负责。
梁家乡面积120平方公里，我每天基本上要步行转一圈。武警战士和公安民警都还可以睡一会儿，我和乡政府的一班干部们基本上整日整夜都不能休息，我只是在每天中午抽空休息一、二个小时。
11月3号晚上八点多，我从马峪村回到乡政府，刚准备吃饭，有消息说在楸木沟发现周康林踪迹，看情形正在往三棵树村方向逃窜。
三棵树村有周康林一个姐姐，而且紧挨着竹溪县的瓦桑乡。瓦桑乡山大、林密、人稀，再过去往西南方是陕西的镇平县、往东南方是重庆的巫溪县。一旦周康林逃进了瓦桑乡，可以说就再也难觅踪迹了。
我饭都没有顾上吃，马上组织人员兵分三路：一路沿楸木沟往上撵，一路从过风楼赶到楸木沟的上沟口设卡堵截，我自己亲帅三个人开车从楼房村赶到三棵树村到周康林姐姐家设伏——当时大批人员都还分布在全乡各地，所谓的三路人马每一路也就三五个人。
车到楼房村梁子顶，怕车灯惊动周康林，我们摸黑步行十几里路，悄悄摸到周康林姐姐家。
那天晚上三棵树村有一户人家家中办丧事，周康林姐姐一家都到事主家捧场，家中没人。我们悄悄摸到她家厨房的房顶上蹲守着（厨房的房顶是平台式，也当晒台用）。
11月3号是农历10月26号，再过5天就是立冬。我们因为开始一路急行军，身上的衣服都已汗湿。夜半以后，山大、露重、风寒，冻的人直打哆嗦，再加上晚饭也没吃，又冻又饿，那个滋味真是难以形容、也让人终生难以忘怀。
我们三个人，每人拿了二个大石头，我的计划是，一旦周康林来了，我们先每人给他二石头，然后再扑上去把他制服。
一直等到天亮后，才接到消息说周康林已经被抓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晚上周康林的确是想到他姐姐家来，然后再往巫溪跑的。只是走到半路上肚饿难忍，想到有亲戚关系的董先斌家里找点儿吃的，恰遇董先斌家准备杀猪，请来堂兄弟董先国和侄儿董超在家帮忙。他们叔侄三人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将恶魔制服。
事后董氏叔侄三人受到了湖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十堰市综治委、十堰市公安局和竹山县委、县政府的特殊嘉奖，被授予省、市、县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或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每人层层奖励了一万多元，还到香港去旅游了一圈。
县武警中队和公安刑警大队都集体荣立二等功，每个单位奖励五万元，还有很多个人受到立功嘉奖。
而梁家乡政府却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给予黄牌警告，班子成员一年内不得评选表模、不得给予任何奖励，乡政府还背上了近十万元的债务，这对于当时年财政收入不到60万元的乡政府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年终靠借款才把干部工资兑现了。